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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立法目二元论反思 　　摘要：“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主要观点是，除了保护环境外，环境立法的目的还包括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这种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工具理性观为基础、以关注污染防治为核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论可能具有的批判力、建构力和解释力。在当前中国复杂社会背景下，环境立法的直接和内在目的应当是保护环境，包括防治环境污染、养护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系统。环境立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生物圈和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关键词：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圈；人与自然相和谐 　　中图分类号：D922.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4-0057-07 　　 　　一、引 言 　　 　　金瑞林先生早在1982年发表的《环境法的适用范围、目的与作用》一文中就提出“环境法的目的”论题，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明确使用“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术语。在他看来，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二条包括了三个内容：(1)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2)保护人民健康；(3)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促进经济的稳定健康增长。其中，(1)是达到(2)和(3)的手段；(2)和(3)是立法的最终目的。金瑞林先生在当时就注意到美国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的目的条款和日本在1970“公害国会”上对1967年《公害对策基本法》目的条款的修改。金瑞林先生后来明确提出了“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主张环境立法有两个最终目的：一个是保护人体健康；另一个是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并没有阐释清楚――“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凭借何种理据就成为环境法这一法律部门的最终目的?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这种“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在当前中国复杂社会背景下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如果不具有合理性，在当前中国复杂社会背景下环境立法究竟应当确立何种目的? 　　 　　二、“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及其在法律中的体现 　　 　　(一)“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 　　“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认为，立法的目的决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法律的调整方向，研究法律目的性有助于正确制定、理解和执行法律。概括和比较分析世界各国环境法关于目的性的规定，可以从理论上把环境法的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的直接的目标，即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二是最终的发展目标，又包括两个方面：(1)保护人群健康，(2)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在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一直接目的方面，世界各国并无不同。在最终的目的方面，各国规定则有差别。多数国家主张环境法的最终目的，首先是保护人的健康，其次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即“目的二元论”。在有的国家，如日本、匈牙利等，环境法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人群健康，即“目的一元论”。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法。”这个规定包括三项任务：(1)合理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建设一个清洁适宜的环境，保护人民健康；(3)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看来：“第一项任务即保护环境与资源是环境法的直接的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项任务保护人民健康，是环境法的根本任务，是环境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项任务，促进经济的增长，是因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有内在的相互制约和依存关系。立法上要完成环境保护的任务，就必须协调它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三项任务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在生存、发展、享受三个水平线上，如果生存的基本需要都不能满足，就很难顾及环境保护，当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需要相应的优美、舒适的环境。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维护人民健康三者联系起来作为环境法的三项任务，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反映。” 　　“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还进一步论证了这种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它批判吸收了“环境优先论”和“经济优先论”的合理部分，承认环境与发展既相互制约、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环境优先论”主张应强调环境保护，抑制经济发展。典型代表是1968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零增长”理论。“经济优先论”则认为：强调环境保护而限制发展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客观规律，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是理所当然的。在“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看来，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反，但共同地把发展与环境看成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的关系。“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承认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把发展与环境对立起来，不论片面强调哪一方面，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因此，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