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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带一路倡议风险再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快三年了，“务实”层面的落实工作已经取得大量重要早期收获，但“务虚”层面的理论建设还在讨论当中，包括如何对风险进行综合评估。 　　 　　当前，各界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大概有四个特点。一是战略化。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打破发达国家规则体系约束、构建新世界秩序的一项宏伟战略。但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一带一路”是经济倡议，目的是通过贸易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为更好的国际治理做贡献，优化和改善国际秩序。二是线性化，即将“一带一路”视作“走出去”战略的线性延伸，或称“走出去”2.0版，将视阈收敛在如何拓展和保护海外利益上。这对“一带一路”早期推进非常有帮助，但在认识上恐怕又降低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通过推进“一带一路”，中国有必要同沿线国家建立一些共识，比如在双边投资和发展援助等领域。三是数量化，即使用一些指标来表征“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当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对研究“一带一路”非常有帮助，但也容易忽视综合效应和系统效应。四是器物化，即聚焦铁路、港口、大坝、公路等可见实物，易于计算、查询和比较，对总结阶段性进展特别有帮助，但常常忽视制度、规则和观念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器物化和指标化有所区别，后者有时候也能用来表示制度层面的进展。 　　“复合型国家风险” 　　上述“四化”各有所长，综合研之，我们可以将“一带一路”风险定位为“复合型国家风险”，其综合性、复杂性、动态性都非常高，内涵与外延丰富，远远超越具体项目和地区国别风险。 　　第一，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演变，国际政治思潮变迁和国际治理改革，以及中国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进程，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和实施，既是顺应时代需要，也是对这些深层结构的积极构建。具体看，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普遍面临安全困境、增长乏力、发展瓶颈和治理失灵四重困境，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与投资增长疲软，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缺乏协调，且这些问题常与政治安全领域相挂钩，解决经济问题往往需要在安全领域付出代价。“一带一路”倡议沿线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居多，不少国家处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模式转型加速、各方面结构和非结构矛盾突出的不确定因素上升期，各类政治思潮活跃蔓延，国家间关系的矛盾和问题多发，地区合作与较量相交织。全球与地区两方面共同作用，整体拉低了沿线的政治安全环境。 　　第二，战略与管理、计划与市场是“一带一路”面临的两对重要风险。其中，管理风险要从属于战略（国家）风险，竞争性（市场）风险从属于计划性风险。在战略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由国家领导人提出，其推进落实要在政府层面进行双边沟通，达成相关协议并形成政策支持，项目有问题也可能需要国家最后托底，国家的推动至关重要。因此整体看，国家风险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配风险，企业风险或项目风险则是从属风险。国家层面的风险防控密实了，企业风险可控性将大大提升。比如，“一带一路”目前共规划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及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仅从字面上就能体现出浓厚的政府间协作意味。 　　在市场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强调，要“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这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相一致。但从具体运作来看，是规划在先、竞争在后，市场化运作需要建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而规划需要从前文所述的大环境出发，考虑到多方面需要和制约，有时还要突出政治和安全导向。这就决定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市场和规划两种风险的从属关系，也提醒我们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期调研工作。 　　重视发现不可见风险 　　第三，不可见风险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可见风险主要是“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各大项目在政治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直接风险，目前各方分析得较多。不可见风险至少有三类，一是示范或传染效应，包括违约传染（一个违约引起多个）、标准传染（所有项目都向最低标准看齐）、漏洞传染（未弥补的安全漏洞迭遭攻击）等。二是放大效应，即原本影响力有限的风险，因为其他风险因素的聚集而被迅速放大，比如环境生态风险被地缘政治风险放大，双边矛盾被大国博弈利用等。同理，也一定存在缩小效应。三是时滞或周期效应，落实政策、推进项目或谈判进程都需要时间，大国或地区国家酝酿对策、寻找帮手需要时间，恐怖分子策划绑架、购买装备需要时间，风险可能会在某个时点集中浮出水面，而国内各界迫切要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收获，也可能给相关项目带来冒进的风险。 　　第四，通过对可见和不可见风险的思考，还引出风险的边界和强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