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探讨.docVIP

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探讨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证据搜集部分加入“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刑诉法修正案》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制度的设立上，仍有其不足之处，在本文中，笔者将对其作适当的分析与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对我国的刑事立法有所帮助。 　　关键词：自证其罪；探索 　　“不得强迫自证有罪”的含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又叫做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反对自我归罪和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等。①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②前一种是属于消极性的权利，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于遭受各种强制性的措施，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只要在其没有帮助追诉机关证明自己有罪的情况下，追诉的官员无权采取不人道的方式加以逼供。后一种是积极选择性的权利。“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不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追诉机关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它禁止的只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于其自己的陈述而采取强制性的手段。 　　对该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思考：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还有一项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的回答。立法之所以这样的规定，这主要因为对现实性的考虑。我国许多学者呼吁采纳不强迫自证其罪（包括沉默权的形式）。③但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会不会不利于对犯罪的侦查？实际上，被追诉人被赋予该权利并不意味着其不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证言，就如同要求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就能如实回答一样。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不是不让追查者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询问；它所要禁止的是追诉人为了获得陈述，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手段。正如日本的学者所说：“因为沉默权是排斥自我弹劾的原理，所以这就意味着被告人已不单单是证据方法，而是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诉讼主体或当事者，其人权受到尊重。”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由于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民主的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的冤假错案，比如像赵作海、佘祥林等许多案件。这些案件的发生就是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口供至上”的情结，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威胁、胁迫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司法工作人员同样实行了非人道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这样获得了错误的言词证据，从而造成了冤假错案。既然在过去的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对口供的取得手段的规定，然而，刑讯逼供同样产生，那么新加入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其罪”条文，是否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发挥其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 　　在在对讯问过程的监督与控制中，一般而言，对讯问的监控方式有“自律”和“他律”之分。④前者如法国的讯问笔录制度、英国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后者如律师在场的制度。但是对于录音、录像，我们不得不疑问，最后所形成的录音、录像是从犯罪嫌疑人刚开始进入讯问室接受讯问，到最后讯问结束的总过程吗？有可能是在采取非人道的强制性的手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时候，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未对其录音、录像，而所有的不合程序的手段都已经实施完成过后，进行正常的询问时，再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于是被当做或者声称“全程”的录音、录像。 　　那么在整个的询问过程当中，从侦查阶段就应当有律师的介入。这也同样在该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得到了体现。其具体规定为：辩护律师持“三证”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限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辩护律师会见，在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有不被不被监听的权利。这样的规定被讯问人的角度来说，是有助于其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讯问。但是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司法工作人员的讯问中，律师是在四十八小时内被安排会见，那么在律师没有陪同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时间段中，其权利又应该怎样得到保证呢？如果在这段时间，讯问人员对其采取了强制性的手段，获得了证言，或者被询问人的身体或者情绪受到了影响，即使后面有律师的陪同，也难免不受其影响，从而还是不能完全地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下受到保护。 　　1.我国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及不足。 　　我们国家对于该原则的规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是放置在证据章节当中，限制了该原则的制度内涵和其作用的完全发挥，从另一个方面，这也同时反应出了立法者在对该原则规定的不彻底性。其规定在证据一章，主要是为了在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规范询问、取证的方式，以防止刑讯逼供等强迫性的手段。目前，很多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都将不强迫自证其罪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