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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 　　摘要：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构成中可看出，东方文学在1990年代之前是不被北欧重视的，哪怕北欧的亚洲学和非洲学研究颇有成就。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重视东方文学的状况也正在改变：北欧学界在重建世界文学史观和结构过程中，试图把原本区域性的东方文学纳入整个世界文学框架下来考察。本文研究瑞典国家学术委员会耗时近十年的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史”及成果四卷本《文学史：全球视角》，集中探讨其中的东方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之间的不可替代性问题，分析北欧学界如何重新认识东方文学的具体情形，以及对西方学界重建世界文学史的意叉。 　　关键词：全球化；北欧学界；阿拉伯和非洲文学；东亚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3－0109－07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文学是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倍感亲切的文学之一，如鲁迅编过和翻译过北欧文学作品、周作人很早就翻译了《安徒生童话》(《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20)、胡适之策划了《新青年》“易卜生专号”(1918)、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韩侍桁(1908-1987)翻译了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商务印书馆，1936)、李长之《北欧文学》(1944)赞叹说“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等，最近20年来中国连续推出《易卜生全集》、《斯特林堡文集》和《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然而，北欧文学，本质上仍是属于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在地理上虽为北欧，然而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拉丁文化圈，以及地缘政治(如北约)、经济共同体(如欧盟)等，使其文明构成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延伸，甚至就是欧洲的组成部分，以至于超过百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常常被欧洲之外的知识界诟病有西方中心论嫌疑，多次出现因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东西方政治对抗的事件。而如此批评并非全是意识形态之争：到2009年，有106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仅15名。其中，迟至1913年，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泰戈尔之所以能获奖基于许多的西方文化机缘：有深厚的英语文化背景――1878年赴伦敦大学学院习法律，后转入伦敦大学习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能用英语翻译自己的作品――著名诗集《吉檀枷利》(Gitanjali－Song Offerings，1910)问世后，著名诗人叶芝大为感动，在其劝说下，泰戈尔将其译成英语；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际，他在欧洲用地道的英国英语巡回演讲，其演讲和诗作征服了英国许多作家，就有人游说瑞典文学院；获奖词证实了这次获奖的西方因素――“由于泰戈尔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获得这年诺贝尔文学奖。即便东方诗人能提供如此美妙文学珍品，也未能维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东方文学的持久兴趣，直到50余年后(1968)，才有川端康成(1899－1972)成为获此奖的第二位东方人，哪怕期间亚洲出现了许多国际著名的作家，他们以其非凡的文学业绩，叙述了东方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本土风情及其魅力、与西方现代性遭遇的东方文化之历史底蕴或困境，从而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许多人连提名的机会也不曾获得。相应的，北欧汉学和亚洲研究虽很发达，如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教授1926年推出了得到赵元任和罗常培等人盛赞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36年他们把它译成中文)，却遵从西方的学科分类，即专家所从事的区域性研究(area studies)，且主要是古典学研究，由此导致东方文化被排除在世界文学共同发展历程之外，按芝加哥大学教授萨义德《东方学》判断，东方文学进入不了世界文学结构是因为西方建构了一套西方的“知识”体系。 　　吊诡的是，出于政治较量和经济利益驱动之目的，西方积极倡导全球化，并试图凭借经济优势和政治运作模式左右着全球化，但全球化本身所蕴含的超越国家和政治之客观力量，使得真正的全球化哪怕始于以苏联东方阵营瓦解为结局的1980年代末，但全球化真正运行的近20年来，却极力改变着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格局：东方国家日益和西方国家一样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平等成员，使得西方不仅被迫正视东方国家正在崛起的事实，也逐渐承认支撑东方国家崛起的其自身历史文化，汉学研究和亚洲研究等原本是区域性研究，也相应地纳入全球框架重新被审视。而北欧作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地区，全球化时代也意外地改变了北欧人对东方文化的重视程度，如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等鉴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