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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跨越发展中两大疑点辨析 　　摘要：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和谐型跨越发展思想是从其早、中年冲突型跨越思想发展而来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同约的本质界限，将两者等同缺乏足够的资格依据、文本依据、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推进是马克思晚年和谐跨越思想具体化、现实化的经典范本，是马克思和谐跨越精神的彻底贯穿，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晚年跨越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关键词：跨越；和谐；对抗；创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5-0052-06 　　收稿日期：2008-06-16 　　基金项目：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马克思东方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2006010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聚芹(1970～)，女，河北石家庄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赵家祥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一文(以下简称“赵文”)，在关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到底产生于何时问题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孕育或包含了有些国家和民族、甚至是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在东方社会主义跨越实践与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有无内在关联问题上，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关于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证实，而且与他们当时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笔者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和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于这两大问题关系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的澄清，关系到当今人们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关系到学界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方向定位，关系到中国当下跨越发展的路径选择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因此笔者著此文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求教于方家。 　　 　　一、对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澄清 　　 　　同是谈论东方社会的“跨越”发展问题，但是，早、中年的马克思明显为东方社会筹划了一条从“半野蛮半文明”状态直接提升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即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的跨越路向，在此姑且称之为东方跨越“第一套图式”；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和东方社会自身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晚年提出让刚刚陷入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与西方一起共谋革命，从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一筹划不仅接续了马克思早、中年的跨越思想，甚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在东方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即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姑且称之为东方跨越“第二套图式”。只有澄清这两套图式中的“跨越”的差异，才能理解马克思对东方发展道路的认识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又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理论的自我超越。 　　这两种图式中的“跨越”除了趋向的目的地不同之外，还存在着两大本质差别：其一，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内含根本不同。在“第一套图式”中，东方社会只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模仿性的再建构，这种趋同性发展道路只有向未来敞开的唯一向度，而东方自身历史传统只能成为侥幸残存的碎片附着于历史必然性之中。这种跨越发展虽然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却是以丧失东方传统为代价，因此，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内涵是单薄的、贫乏的。而“第二套图式”蕴涵着东方社会可以把自身的历史优势、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时代发展的精华有机融合到发展中去，在保持东方历史的前提下探索如何融入世界的特殊性发展道路，因此，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内涵是充实的、丰富的。其二，由跨越而实现的社会转型根本不同。由于“第一套图式”大多是在外在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强制作用之下进行，因此，它不能主动地协调理想目标与现实、时代理论与本土理论、民族当下必然性和世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对立而走上了冲突之路。而“第二套图式”是在西方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制度公正大背景下开展，东方社会就有了通过借助国际正义力量协调上述矛盾、走和谐转型之路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第二套图式”已经超越了“第一套图式”的冲突性框架阈限，也标志着跨越发展从模仿时代进入到创新时代，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同约的界限。 　　并且，包含着和谐意蕴的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完善只能产生于马克思的晚年，而绝不可能出现在马克思早、中年时代，否则，我们将在以下问题上陷入无法自我圆融的理论困境： 　　(一)马克思早年、中年时代，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有什么样的资格限定? 　　马克思作为执著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也绝对不是无条件的反资本主义者，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永远都是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