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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理论 　　波普尔的划界理论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又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最基本的观点而与之对立的。波普尔在其学术自传性的著作《无穷的探索》中，曾把他自己对划界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他的一大发现。划界问题被他看作是比归纳问题更为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他的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主线的。 　　 　　一、波普尔划界标准的特点 　　 　　第一，否定并从逻辑上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代之以“可证伪性原则”。 　　波普尔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原则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可证实，而在于它们是否可证伪。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即原则上能够被一个或一组可能的观察陈述所证伪(而不是指它们实际上被证伪)。 　　波普尔指出，构成科学理论的规律陈述都是严格的全称陈述，涉及到无限的潜在的检验对象，而观察陈述都是一些单称陈述。从逻辑的观点看来，不管我们有多少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我们都不可能从单称陈述中推演出全称陈述的正确性，即使是概率意义上的正确性。因为其概率总是零。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从单独一个单称陈述，就能证伪一个全称陈述(依据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T―P)^、P→T)。这就是波普尔所强调的证实与证伪的“不对称性”。 　　波普尔指出，由于全称陈述不可能被任何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所证实，所以，决不可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来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方面。会把自然科学当作形而上学清除掉；另一方面，又会把形而上学接纳到科学中来。他说如果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经过解释的可证实性标准，那么像占星术之类就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可证实性标准的要求。 　　波普尔自己认为，他所提出的可证伪性及其附加的辨别方法，解决了划界问题，并认为这是他对哲学的最大贡献。 　　第二，把划界问题与意义问题分开。 　　波普尔认为意义问题是一个伪问题(pseudo-problem)，并要求把“意义问题”当作“伪问题”排除掉。当然，后来波普尔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因为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理论也在发展。但不管怎样，波普尔把“意义问题”说成是伪问题是不对的。正如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所指责：“意义”本身的意义是十分含混而不清晰的。 　　波普尔承认形而上学没有经验内容或者是“非经验的”。但是，他指责说，当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说形而上学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胡说”时，他们实际上是试图比这说得更多，明显地包含着对形而上学的贬抑的评价，实际上还认为形而上学没有价值(wonh)。他说，如果仅仅想说形而上学不属于经验科学(划界)，那么只要指出形而上学既非分析的，且无经验内容或具有“非经验”的性质，也就够了。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无意义”，说来说去就只是指形而上学语句既非分析的，又无经验内容罢了。既如此，再反复的说形而上学“无意义”，并制造一套理论，那纯粹是不必要的重复，毫无价值。他指出，逻辑经验主义说形而上学“无意义”，实际上是要贬斥形而上学，要予以拒斥。 　　第三，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上，波普尔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不加分析地绝对拒斥。在形而上学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在是否要笼统地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采取了绝然不同的态度。他强调形而上学也可以有价值，因为可以有好的形而上学，也可以有坏的形而上学。他说：“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没有好感，他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看作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的实例。 　　第四，由于波普尔考虑到划界标准的复杂性，所以他声称他所提出的“可证伪性”的划界标准只是“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 　　波普尔并没有强调他的可证伪性标准是科学与形而上学划界的唯一合理的标准。而是强调他所提出的标准只是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他说：“对于任何一种这样的约定的合适性，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关于它的合理性的讨论，将以人们的不同的价值目标为转移，而关于价值目标的选择，最终是一种‘决定’，超出理性讨论的范围。”并且。他也坦率地承认，“归根结底。是价值的判断和偏爱指导我达到我的建议的”。他原则上希望理性主义者接受他的建议。 　　第五，波普尔强调，按他的“可证伪性标准”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还需要引进他的辨别方法或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作为补充。所以，他的实际主张是：划界标准=可证伪性标准+辨别方法(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 　　波普尔指出：“经验科学的特征不仅在于它的逻辑形式，而且还要加上它的辨别方法。”波普尔清晰地指出，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这是可以从理论的逻辑形式中予以判定的。同时，他也明白，由于科学理论检验结构等方面的特点，一个理论当面临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