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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佛学中国化历程及理论基础 　　摘要： 　　佛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2世纪传入到禅宗成熟，用了五六百年时间，对佛学的理解方法从一开始的“格义”朝着以心性释佛的方向发展。《坛经》中内含着难以调和的理论矛盾，这见证了佛学中国化留下的痕迹。佛学与中国儒道传统本来就具有相互汇通的理论基础，《坛经》理论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完美地证明了这点。 　　关键词： 坛经；禅宗；佛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23-06 　　一、禅宗的历史脉络 　　一般认为，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而《坛经》被看作是禅宗成熟以及佛学中国化完成的标志。但是众所周知，革命性的观念不可能是由某个天才人物突发灵感一举成就的。同理，禅宗的形成也有漫长的历史过程。 　　按照《坛经》的叙述，禅宗在西天有二十八祖（其上还有释迦摩尼等七佛），初祖为摩诃迦叶（迦叶）……第二十八祖为菩提达摩（也作达磨）。在东土也经历了六祖：达摩（西天的第二十八祖，也是中国禅宗初祖）——慧可（北魏—北齐）——僧璨（隋）——道信（唐）——弘忍（唐）——慧能。后来虽有考证说，这个禅宗法统谱系的真正写定者是北宋的契嵩和尚。所谓的“西天二十八祖”纯粹是为了烘托禅宗传统的“悠远流长”的一个伪造，而东土六祖的付法传衣，虽然得到一些史料的支持，但仍有不少学者存疑[1]。“祖统说的逐渐形成，是由于达摩禅的盛行，为了满足一般要求及禅者传承的确实性而成的。”[2]而且，弘忍以后的付法都是“密付”，因此传说更多。禅师们的事迹起初都是传说，后来经弟子门人整理记录，难免有写作者传说者或因门户之见或因利益派别之争而起的穿凿附会、修正篡改。 　　可以肯定的是，禅学兴起可追溯到的日期，远远早于达摩初祖。胡适认为，在慧皎著《高僧传》时，达摩还没有来中国，《传》中已经有21个学禅的，可见，“说达摩未到中国时中国没有禅学，那是完全错误的”。[3]他推论“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4]，因为2世纪晚期晋代安世高就译出了《道地经》《大安般经》。然而，这些译作在中国传播范围很小，影响也不大，而且并不算作是“中国佛学”，它没能很好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约言析理，发明奇趣，此释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5]。外加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佛教依傍方术之势渐入民间等因素，佛教的影响进一步加大。此时，经过道安、鸠摩罗什、慧远、道生等人的阐发，禅学日盛。尤其是道生，他提出了“顿悟成佛”、“一阐提人（没有善根，不信佛的人），皆得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的观点。针对人们纠缠于繁琐佛典和宗教仪式，他还援庄入佛：“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里的“言筌”说已经接近于禅宗的不立文字。 　　冯友兰认为，“到了道生的时候，禅宗的理论基础已经具备”。[6]道生主要活动于4世纪前期，早于达摩近100年，早于慧能近300年！所以，胡适更极端地认为，“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7]总之，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一部人以庄（玄）解佛，实现佛玄合流，禅宗的理论基础到此时，已基本具备。 　　后来达摩提倡面壁直观，彻见本性的修持方法，五祖弘忍创立“东山法门”，提倡“守本真心”论，强调“心”为十二部经之宗，这又进一步接近了慧能的思想。而且，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期，禅宗的团体生活、农禅并作的生产、生活方式，传衣付法的组织原则都已经基本奠定。“从道信到弘忍，无论禅法思想还是传法的方式，都已经具备禅宗的特点”[8]。 　　如此看来，《坛经》绝不是某个人突发灵感的思想革命（相应的，禅宗也不是慧能一人所独创），它不但是在历史积淀基础上形成的，更是被后人不断重述、阐释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至今学术界一般还是尊慧能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有人称达摩是禅宗创始人的说法，但目前看来，达摩似乎更多只是发挥一种法统上的象征作用，尽管他在修禅的方法论上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显然他既不是真正最先谈禅的，也不最具创见的）。当前，主流看法是认为《坛经》的主体部分反映了慧能的主要思想。《坛经》是先后集成的，已是公论。各时期有不同的版本，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禅宗思想，后出的并不一定就是伪书。禅宗倡导“不立文字”，而且《坛经》又在慧能去世不久后成为禅宗法门“依约”：“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①（敦煌本《坛经》第38节）。最后一节又说：“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知密意。”（第57节）说明在《坛经》诞生不久时，可能只有手写本在教门内秘密流传，未曾大量公开发行。因此随着禅宗的发展，必然会逐渐衍生出各种版本，也自然会不断被人为增添很多自己时代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