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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承诺框架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立法完善 　　【摘 要】 我国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行了法律承诺，在此框架下，国内相关立法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行了规制。但是，我国现行法律立法体系混乱，立法内容存在缺陷。因此，应该在WTO法律承诺的框架下，完善我国立法体系，规范我国立法内容：第一，借鉴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立法，修订我国高等教育有关法规；第二，在宏观上，重构立法体系，出台一部行业性基本法规，在微观上，完善法律规范内容。 　　【关键词】 高等教育服务；服务贸易；法律缺陷；立法完善 　　 　　为了促进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发展，《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服务贸易的法律承诺，我国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承诺是部分承诺。在交付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我国没有作出承诺。在境外消费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我国作出完全承诺，即没有施加任何的限制。在商业存在的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作出部分承诺，即在外商出资比例低于一定限度的条件下，鼓励中外合资办学机构的成立和发展；而在相关的国民待遇方面，我国没有作出承诺。在自然人流动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我国作出部分承诺，即外国学者必须具备相关的资格才能进入我国高校讲学。［1］本文就此法律承诺框架下探讨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立法问题，为完善该法律体系提供建议。 　　一、法律承诺框架下国内相关立法 　　由于我国的网络技术不发达，加入世贸组织时也没有对跨境交付作出承诺，国内规范跨境交付模式的立法较少。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以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对北京科技大学等21所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批复》。至此，关于远程教育有了比较专门化的规定。 　　2000年11月，教育部出台了《清理整顿全国留学中介市场的意见》。2002年11月，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活动秩序的通知》，2004年10月，政府不再限制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跨地区开展业务活动。 　　商业存在是四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形式中最主要的形式，我国的立法对合作办学进行了规制。1992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外国教育机构在华从事教育活动的通知》。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施行，对合作办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我国没有直接针对自然人流动而制定文件，关于自然人流动的相关规定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可以找到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提出，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来华提供服务，要出入中国国境以及在中国居留，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国内高等教育部门立法存在的问题 　　1、宏观上――法律体系混乱 　　调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大都以规定、办法、通知等形式出现。以法律形式出现的立法较少，立法层级总体较低。这样的法律结构体系缺乏稳定性和透明性，现存的文件更多是一种针对具体问题而制定的规范体系，整体而言缺乏一种宏观的视角和长远的安排。大量部门规章组成的高等教育服务法律体系的实施效力也较低，从而使我国实现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法律承诺的过程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体系。 　　2、微观上――法律规范内容存在缺陷 　　国内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商业存在，导致了国内立法与法律承诺内容的冲突。 　　就合作办学的性质而言，按照我国《教育法》第25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那么，如果在高等教育服务的承诺表中的中外合作办学被确认为以营利为目的，则违反了我国的《教育法》。国务院制定的教育法规，作为下位法自然不可能违背上位法而做出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但是资本是逐利的，外国资本投入到我国教育行业就是为了在我国庞大的教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回报。［2］教育服务贸易从整体上看，是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利益的驱使，外国投资者肯定不会将外资投入中国进行非营利公益性教育事业。但是，如果我国在进行法律承诺时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是非盈利性质的，那么，大量的外国投资的合作办学会退出中国市场，另寻他处，我国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的承诺没有意义。 　　三、法律承诺框架下高等教育服务立法及完善的措施 　　1、发达国家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高等教育服务发达的国家，其高等教育服务法制也相对完备。我国可以借鉴外国高等教育服务立法的可取之处。发达国家关于高等教育服务的国内立法的最大特点是其立法内容可以与其承诺内容协调一致。我国在今后修订或者制定关于高等教育服务的相关立法时，应考虑我国关于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