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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诗歌思想性五个维度探析 　　【摘 要】 本文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是其全部作品的浓墨重彩。泰戈尔诗歌深具思想性，体现在五个维度。即：独特的美学思想、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生态和谐思想、“咏唱生亦咏唱死”的生死观和泛神论宗教思想。 　　【关键词】 泰戈尔；诗歌；思想性；五个维度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首位享誉世界的文豪、圣哲，诗歌是其全部作品的浓墨重彩。于60多年创作生涯中，泰戈尔前期诗歌主要是《故事诗》和众多爱国诗。20世纪头20年，是泰戈尔创作最丰富、最重要时期，该时期他文思泉涌，“火花四射”，“大珠小珠落玉盘”，写了大量诗歌，如蜚声中外的诗集《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等。1913年，《吉檀迦利》于英国出版后，轰动一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成为首位获该奖的东方作家。泰戈尔后期主要是一些政治抒情诗，但思想性更强，境界更高，深情、激情，更富人民性、世界性。泰戈尔作品在中国亦有极深远影响，1956年周恩来赞叹：“泰戈尔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1]。 　　一、独特的美学思想 　　1、浸透东方精神 　　泰戈尔诗歌所体露的美学立场、标则、逻辑，透显东方精神。在诗歌中，泰戈尔将自然之美视为人类的思想映现、本质外化，从而承接并光大了东方古代美学中泛神论观点。借助审美来生发、创造、实现崇高、完善、极致，既是近代东方文化的吁求、主旨，又是印度近代文明的基本特点、重要表征。概言之，泰戈尔将古代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予以扬弃，从而于诗歌中形成了深具现代民族文化特色的东方美学思想。 　　2、尊崇创造性 　　泰戈尔美学理论认为，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行为，审美活动是人类从自身主体步入客体自然界、个体走向群体、瞬间变永恒、偶发意念（临时起意）升华为普遍本质（一般规律）的特殊媒介、专门载体。泰戈尔说：“在人感到自己的无限性的地方，在人变得神圣的地方，人是真实的，神性也成了他自身的创造者。”在泰戈尔视域里，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意蕴在于其是以审美旨趣来凸显人格力量、人性光辉，印度民族的审美创造就应以人格主义为靶向，借助审美创造力来深度激活全民族创造潜能，形成改造外在自然和完善社会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 　　3、将美作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 　　泰戈尔把美作为人生探寻之最高价值，而该价值的实现是以艺术创造活动为逻辑起点，通过人之努力，最终生成并具备“与‘神’结合，与梵合一”的宗教情愫、情结。诗人对美的信仰坚定、一贯、执着。“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吉檀迦利》第2首）。诗人在审美过程中极其愉悦、极度满足，难以言表，“在语言中止的地方，我心中的歌开始了。”诗人将对美的追求、依恋、信仰完全“升级”为一种膜拜、寄托、归宿，“象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吉檀迦利》第103首）。 　　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泰戈尔时时处处关心、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这深度契合国内外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历史大势。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强烈吁求的政治抒情诗，前期被称为爱国诗，都无不鲜明反映了印度人民对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热望。他后期的诗歌则超出了印度一国、一民族的前途、命运，放眼、关注全球民族独立和世界人民解放，体现出宝贵的高远思想境界和宏大世界情怀。泰戈尔力倡东方精神、东方文明，这与他反殖民主义、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原则深度关联。泰戈尔长期生活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耳闻目睹，深知殖民奴役之苦、之悲、之惨。所以，他对中国1840年以来所受之难感同身受，极为同情。早在1881年，弱冠之年的泰戈尔就撰文《死亡的贸易》（又译《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痛斥英国殖民者之于中国的鸦片之罪。1916年夏访日，泰戈尔抨击日本接受的并非人道主义而是西方国家主义，揭露日本对外侵略恶行，结果遭日报撰文攻击，并于居日期间及离开时均受冷遇，与刚到日时所受礼遇形成鲜明对照。 　　三、生态和谐思想 　　1、生态本真美：自然万物间和谐共处 　　人类对大自然始终存有敬畏感、神奇感、惊叹感，科技勃兴永远无法完全“揭秘”客观世界的奥妙、深邃，而泰戈尔则借用诗歌这一形式，用富于生命情趣的妙笔诠释了这种动态的、生成的、和谐的“大自然神奇性”。比如笼鸟的低喊、花蕾的欢唱、晨月的倾诉、河岸的哀叹、夜之于日暮的吻、群树之于天空的“窥望”等。又如，花与果这样互诉衷肠：“你离我有多少远呢，果实呀？”“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2]可见，在泰戈尔的诗歌中，自然万物用它们专有的“话语”“言说”着、“唱和”着彼此的亲昵、关爱。 　　2、生态整体美：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 　　在泰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