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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步漓江思宏图 踏歌归来谋发展 　　不久前,由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发行工作委员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办的“2009年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营销工作研讨会”在桂林成功召开,来自中南地区的13家大学出版社以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新华书目报,共15家出版单位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各出版单位领导和有关代表围绕“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以及转企改制大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之路”等议题各抒己见,并结合本单位情况分析了当前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未来变化,各社采取的应对措施等。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目前出版发行业市场格局的大变动中,大学出版社要苦练内功,积极面对各种挑战,为长远发展积聚力量。虽然与会的各社经营、发行情况不同,但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营销环节中的各种掣肘问题,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让大家有了共同语言。湖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发行工作委员会会长廖建军指出,目前市场格局的大变动,大学社的转企改制等等情况,使部分兄弟出版社在发展中产生了迷茫,遇到了困难,在这个时候,大家相聚一堂,是探讨研究问题、共谋发展的好机会。实际上,大学出版社在整个出版格局中,不仅数量多、份额高、码洋大,受到各方重视,更因其在教材和学术出版上的突出地位而备受关注。然而,各大学社因为发展机遇不同,路径各异,条件有别,因此,导致目前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取得先机的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积累,发展趋向明确,进入良性循环之路。而部分出版社因为历史原因、人事变动等等因素的制约,没有跟上步伐,情况严峻。近两年,大学社转企改制是国家出版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所有大学社都要面对的问题,改革不仅仅是宏观政策的制定,更应该考虑到技术层面的操作,此次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营销工作研讨会集思广益,成果显著,为各社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体制改革:紧迫性、风险性与可行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姜革文 　　 　　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些出版社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一些出版社正在改制中,一些出版社尚未行动,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点认识: 　　首先,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具有紧迫性。从图书品种数来看,2001年是45.7万种,而到2008年,各书城摆放的图书品种已经达95.4万种。这个数据变化表明,图书品种数在丰富。品种虽然丰富了,但是不少图书品种是不动销的,部分图书成为畅销书的“垫脚石”,成为竞争中根本就没有人购买的死书,成为竞争后留在图书市场上的“尸体”。而且,图书的生命周期在不断缩短,图书的单品种效益下降,这已经是业内共识。因此,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对出版社而言,每一位员工都能够成为“营销专家”就显得很重要。仅仅有在座各位作营销还远远不够,每个员工都要从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营销要贯穿出版工作的全过程。 　　其次,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具有风险性。风险之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大学社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性质的变化导致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不同。目的不同,发展动力有别,思想转弯的难度也相应增加。干部们的思想转不过弯来,百事难成,阻碍丛生,对出版社发展很有些潜在危险。风险之二是教材教辅市场的转变。教材教辅是出版业的利润主体,也是大学出版社的利润主体。过去,大学出版社做教材主要是“对上”负责较多,即对各级教育主管单位负责,市场化改革后,竞争更加激烈,出版社必须“对下”负责,即对学校和学生负责。对大学出版社而言,建立与学校的密切关系更加重要,这涉及到出版社整体经营模式的转变,容易产生风险。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出版业政策上调整较大。例如,2009年4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扶持六到七家“双百亿”集团,这些超大型出版集团的成立,必将对图书市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单个的出版社。同时民营力量有的实力也很强,并且技术手段高,机制灵活,不是出版社可以比拟的。这个时候下海搏击,风险性可想而知。 　　最后,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具有可行性。从政策层面来讲,国家出台了很多有力的政策措施,对大学社转企改制大有裨益。与其他出版机构相比,大学社大都“背靠大树”,有母校的强大支持,即使转企改制,仍然拥有很多优势资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现在图书的作者在不断增多,像网络写手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出版呈现载体也已多样化,网络数字出版业的兴起,对于包括大学社在内的中小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好的机遇。 　　 　　三大原因成就出版佳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党委书记王建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23年来,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广西师大社已经形成了三大品牌图书方阵。首先是珍稀文献,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与打造,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市场反映良好。其次是社科类图书,已经成为广西师大社最具影响力的图书板块,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