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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隶书碑刻书风变化及原因分析 　　[摘 要]随着隶书在汉代的成熟，汉碑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并且不同时期隶书碑刻的风格各异。从济宁现存的汉碑中可以看出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经历了西汉前期带有篆书遗韵的古拙、浑穆，西汉中期至东汉初的质朴无华和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并伴有藻饰之风三个阶段。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多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有关。 　　[关键词]济宁汉碑；隶书碑刻；书风；变化；原因 　　一般认为，隶书作为一种书体自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秦朝时有了一定的发展，演变为后世所称的古隶。（1）但是，汉代以前隶书的使用并不广泛，在秦朝的地位也远在官方通用文字小篆之下。隶书真正崛起并取代小篆成为通用文字是在两汉时期，主要是因其简单易书而适应了西汉以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汉代逐渐成熟的隶书在我国书法史上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上承古篆遗绪，与小篆并辔，下开魏晋草、楷、行书新脉，实为中国书法艺术之基石”[1]116。 　　汉代文字书写的载体沿袭了此前的竹简、木牍、帛书、碑碣、摩崖刻石、金属器等。但在诸多载体中，保存下来数量最多的是碑碣刻石，特别是东汉时期“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2]214由于隶书在汉代成为通用的书体，再加上隶书在石质载体上携刻起来灵活随意，所以汉代碑刻中又以隶书碑刻为主；目前，现存汉代碑刻中分布广泛，影响较大，保存较好的也多以这类碑刻为主。 　　山东为齐鲁故地、礼仪之邦，碑碣文献众多且历史悠久，在西周时以齐鲁为中心就已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齐整刚正的书法流派。清代叶昌炽曾云：“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3]32山东的汉碑又主要分布在以济宁为中心的地区，以致有“天下汉碑半济宁”的说法。济宁素有“孔孟之乡”之称，既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又是西周至两汉时期鲁国国都所在地。所以作为儒家思想重要载体的碑刻在济宁保存较多。济宁现存汉碑目前又主要保存于济宁市博物馆、曲阜孔庙、孟庙、邹城市博物馆、嘉祥武氏祠和金乡文馆所等地。西汉时期的刻石数量较少，东汉时的碑石不仅数量逐渐增多，碑文的字数也急剧增加，至恒帝、灵帝时期（公元146年―公元189年）达到两汉时期的鼎盛。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济宁现存汉碑中以东汉时期的居多，西汉的较少。西汉时期的碑刻虽然数量稀少，但也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碑刻，如《鲁灵光殿址刻石》（公元前149年）、《五凤二年刻石》（公元前56年）、《居摄两坟坛刻石》（公元7年）。济宁汉碑中的东汉碑刻又多出于东汉中后期，因大多庄重典雅、布白匀整而趋于整饬繁丽被称为“庙堂汉碑”（2）。具有代表性的如被称为“孔庙三碑”的《乙瑛碑》（公元153年）、《礼器碑》（公元156年）和《史晨碑》（公元169年）。由于济宁汉碑在存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现存数量众多且类型齐全，所以根据济宁所存汉碑，我们足以洞悉两汉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情况。 　　对两汉时期隶书碑刻书风变化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政治范畴上的西汉和东汉来分别看待，而应将两汉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阶段的特征上分析。遍览济宁各地所存汉碑，从书法风格上我们可将两汉时期的碑刻书风分为三个阶段③：西汉中期以前的古拙浑穆、沉厚不扬并略带篆意；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的朴实无华但渐趋生动洒脱；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拘谨典雅而略显装饰。 　　西汉前期的刻石本来就少，而又处于由篆书向隶书的转变阶段，所以隶书刻石更是少之又少。济宁现存汉碑中属于这一时期的当属曲阜孔庙内的《鲁灵光殿遗址刻石》。这块刻石在书法风格上最大的特点是书体带有浓重的篆意，字体的态势刚出现由篆书的纵势向隶书的横势转化，开始趋于扁平。[4]32因此，也有人将其列为篆书刻石，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时期隶书碑刻在字体结构等方面虽不及东汉时期成熟了的汉隶，但与秦及以前的篆书相比确实发生了笔势和结构上的变化，只不过保留了重重的篆意而已。从刻石的字体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古拙浑穆之气，在布白上虽然粗糙、简率，毫无波挑可言，但是与秦篆的整齐肃穆迥然不同。所以丁文隽先生在《书法经论》中指出：“汉初尊儒重道，致尚宽厚，故书法亦多浑厚朴茂之气，与秦之一味严刻者不同耳。”[5]31 　　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的隶书碑刻书风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两汉隶书碑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碑刻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与东汉中后期相比仍然显得较为稀少。济宁目前现存这一时期的碑刻也不太多，但有一些却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如《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五凤二年刻石》是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所刻，为典型的西汉中后期碑刻。碑刻虽只有寥寥十三字，但个个字体质朴、雍容洒脱，整体布局自然，完全符合这一时期的隶书书风。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提跋》中对其的评价是：“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