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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过程中问题与对策 　　摘要：法律诊所教育在本土化过程中有不少问题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加以解决，如教育机会是否公平、教育成本投入是否具有效益，教学内容的侧重点是什么，如何解决办案学生的身份问题，如何化解职业风险等，文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与可行方案。 　　关键词：法律诊所；本土化；教学 　　 　　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法律诊所教育在形式上借鉴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开出“处方”，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是让学生以律师的身份办案，在法律事务的实践中积累法律职业技能，培养法律职业意识。从我国已有的教学实践看，这一教育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已获得初步成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有不少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亟待解决。 　　1、教育机会：公平与效率的悖论 　　我国的大学法学教育是收费教育。从公平角度分析，交纳同等学费的大学法科学生有权利得到同等的法学教育。但是，由于法律诊所课程教育成本高昂，又受限于案源、教师数量等客观条件，学校不可能保证法科学生都有机会选修这门课程。 　　美国法律院校法律诊所课程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学教育的必备环节，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美国的法律教育是完全收费的教育模式，法学教育学费相当高昂，足以承担昂贵的教育运作成本；‘第二，美国的法律教育是一种类似我国的法律专业硕士教育(JM)的后学历教育，针对的是大学学士学位以上的获得者，法科学生的社会阅历相对丰富；第三，美国的法律教育类似于一种精英教育，对法科学生申请者的遴选也非常严格，法律院系的学生有着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 　　由于我国的法律教育并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在法律诊所的课程设置上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囿于现有条件，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只能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 　　从我们现有本科教学实践看，我国的法律诊所课程通常是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半学期开设；学生遴选时设定一定的报名条件，如平均专业课成绩不能低于85分，不得有补考纪录；学生须提交正式申请书，申请书内要有自己对法律诊所课程的认识，要求学生对是否胜任法律诊所课程社会实践进行自我鉴定；必要的情况下，可通过面试或问卷测试，对其口头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及其他非智力因素进行测验，根据相关表现来评价申请学生是否适应法律诊所课程的要求；必要时也会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谁获得法律诊所课程的选修机会。 　　限于现有条件，最终结果是仍然有部分学生不能获得选修机会，实践中学生对遴选结果投诉的现象时有发生。把公平正义作为天职的法科学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公平的践踏，故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这一问题非常必要，以免挫伤其法律情感。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完全形式平等当然是最好的公平，如法律核心课程每人都有权利学习；在教学条件受限的基础上，资源稀缺、公共产品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在同等标准下实行教育机会的平等；遴选时不仅要考虑公平，更要兼顾效率，如果以效率丧失为代价去追求绝对平等，最后平等也不能实现。从现有教学实践看，通过正义观的讲解，作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大部分未入选的学生对遴选结果都能够认同和理解。 　　现今阶段，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只能以选修课的方式开出，只能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可适度扩大教学规模。 　　2、教育成本：投入与效益的考量 　　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教育形式，但我国法学教育界似乎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法律诊所教育可谓遍地开花。据法律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截至2008年9月我国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院校达84所。笔者对不顾办学条件，匆忙上马法律诊所教育并不赞同。法律诊所教育开办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办学能力、师资状况，不宜盲目开设或无限制地扩大法律诊所教育规模。 　　针对法律诊所教育成本高昂的现状，笔者建议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降低诊所教育的成本投入，如在师资配备方面吸纳社会公职律师、专业律师担任法律诊所指导教师，接受智力支援；条件成熟的学校除了接受国外基金资助外，还可以吸纳国内社会捐助基金，可能的情况下成立专门教育基金；还可以通过与社会团体如共青团、妇联、工会、志愿者组织合作，来筹措一定的教学经费。因为法律诊所教育直接服务社会，其工作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具有筹措社会捐赠的有利条件。法律诊所教育只要有所作为，办出特色，相信法律诊所一定会得到社会公益基金的支持，从而减少学校成本的支出。 　　还须看到，成本是与产出相联系的，教育效益包括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两个方面。除了可以通过上述降低成本或者转移成本的方式来提高诊所教育的效益处，还须对法律诊所的教育产出有所认识。诊所教育除了能满足学习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