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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视域下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构建 　　摘　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构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分化和纠纷的增加推动了法治化进程和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纠纷化解机制建立的时间短，救济通道少，不同纠纷化解机制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亟待进一步完善。建设多元、开放、专业、高效率、衔接良好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社会自我化解纠纷的各种方式，是有效化解纠纷的客观要求。要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必须建构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制度。 　　关键词：法治政府；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5―0048―06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分化，社会纠纷也日渐增多，如何化解纠纷剧增的风险和建设法治政府就成为政界、学界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学术界来说，如何应对纠纷剧增的社会情势及其相应的制度建构之课题是晚近以来的事情，尽管如此，却已有不少论述。有的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如有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分析著名思想家论述冲突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提出现代化与社会和谐的一致性，或者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冲突观与科塞等西方思想家的社会冲突观的不同，指出必须重塑冲突观，化解而不是激化冲突；还有的从全面宏观的角度论述纠纷化解机制的建构，有的则论述非讼纠纷化解机制，或者对某种纠纷化解机制如调解进行专门论述还有的从纠纷化解主体的角度展开，如论述政府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警示过分倚重法院在社会纠纷解决中的角色的风险。由此看来，学界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然而，从法治政府建设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综合性地探讨和研究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构建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将从现代国家构建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角度考察我国社会纠纷化解机制存在的缺憾、成因及解决对策，期望为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提供知识资源和理论支持。 　　 　　一、作为法治政府组成要素的纠纷化解机制 　　 　　2004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也是中国法治改革和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纲要》明确将“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即“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要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毫无疑问，《纲要》将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定位为法治政府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是法治政府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1)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纠纷化解方式转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社会建构秩序的突破性进展。法与国家的诞生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是解决纠纷的制度结构，它标志着纠纷化解的制度化、规范化、文明化。(2)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治理模式重构的过程，重要动因就是纠纷的增加与亟待化解。治理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相对落后、地域辽阔、事务繁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超大型社会，如若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纠纷化解机制，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走向法治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公共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3)社会转型是纠纷产生和剧增的原因，也是推动纠纷化解机制发展的动力。转型本身是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带来很多特殊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土地征用(比如城郊土地因为城市化而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所有权的转换等引发诸多纠纷。建构合理的纠纷化解机制是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和重要条件。 　　社会结构的变迁、主体意识的觉醒、利益的差异与冲突、公共事务的复杂化与多样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政治和行政行为作为资源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必须规范化和正当化。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政治分层的标准被逐渐淡化，政治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社会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利益分配矛盾日渐凸显。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已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居于首位。在一个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社会，传统的粗糙、简单的靠领导权威或者政策、指示治理的方式已经难以应对。在我国，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的法律约占全部法律的80％左右，管理的范围几乎遍及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领域。如果缺乏法律的规范，缺少严格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