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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思及其理论意义 　　摘要：汉娜?阿伦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著称于世。对“恶”的思考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体系的重要维度。“不能思想”是“平庸的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思想意味着通过言词交谈，是“我”与“自我”之间的相处、对话。“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根本方式。“根本恶”依赖特殊语境，“平庸的恶”则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在现代世界，“思”与“行动”呈现出悖论，但“思”和“行动”依旧是可能的。 　　关键词：阿伦特；恶；思想；自我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105-04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而著称于世。透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精神生活?思维》《人的境况》等著作，我们可以对她的思想窥见一斑。 　　一、“根本恶”与“平庸的恶” 　　对“恶”的反思构成了阿伦特哲学思想的重要维度。阿伦特不满足于一般性揭示极权社会之“根本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背后隐含的“平庸的恶”。后者无疑更具理论穿透力。 　　在阿伦特的哲学生涯中，对“恶”的探讨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早期的文章中，她就开始关注“根本恶”，抑或极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对“根本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她认为，在全部哲学传统中，难以想象有一种“根本恶”。在基督教神学中，魔鬼是天使出身。至于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恶，但至少他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颠倒的恶意”。总之，康德是以一种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它的。在此基础上，阿伦特阐释了“根本恶”的特殊性。“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无法藉助任何事物来理解的，是一种以强劲的力量与我们对抗的现实，它打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标准”，这种“恶”“是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①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现实体制的产物。在她那里，任何来自传统的衡量标准都失去了既有意义。这种“恶”源自现代以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使得行为凌越思想与认知边界成为不可理解之物。这种现代性的负面产物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复数的人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极权体制强求一律与服从，人成为单一的存在，失去了政治性与复数性。对此，美德无法宽容，法律与刑罚也难以制裁。 　　对“根本恶”的探讨深入地揭露了极权主义的道德后果。不过，相比而言，阿伦特后期思想中有关“平庸的恶”的探讨，影响更为深广。这一观念直接源自阿伦特对审判艾希曼案件的报道。鲁道夫?艾希曼是纳粹中的活跃分子，在大屠杀中，他发挥“才智”高效地将百万犹太人从欧洲各地运送到集中营和死亡营。纳粹灭亡后，他潜逃到阿根廷，以色列特工对他展开追缉，直到1961年捕获他并将他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接受审判。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对以色列特工的这些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她认为，以色列特工并没有审判的权力，他们僭越了法律。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这一任务是陷入民族主义的以色列所无法承担的。显然，尽管阿伦特自身是犹太人，但她理性地超越了种族局限，并意识到艾希曼的反人类罪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有效惩戒。 　　艾希曼在审判过程中的表现更出乎阿伦特的意料：在这个资深纳粹身上竟然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当然也没有什么狂热的信念。除了热衷于升迁外，他与其他常人一样，扮演着普通的社会角色，是个好邻人，好父亲。也就是说，在他身上并没有突出的“恶”的特征能把他和他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然，艾希曼没有表现出魔鬼的属性，而是具有普通人的特点。可怕之处正在于，这样的平庸者也可以像魔鬼一样毁掉整个世界。因此，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则应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 　　二、“恶”与“思”的对立 　　在阿伦特看来，“恶”与思想是对立的，“平庸的恶”源自脱离现实和不能思想。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通过详尽地描述对艾希曼的审判过程，说明了“恶”与“思”的对立。阿伦特说，艾希曼在走向绞刑架时的一些表现尤其值得反思：艾希曼是无比尊严地走向绞刑架的；他为一种情绪所怂恿，别扭而做作；在喝了半瓶红酒后，他拒绝清教牧师的帮助，声称自己是上帝的臣民而非基督徒；他絮絮叨叨说我们都将再次会面，这是所有人的命运；显然，他一直在表演，而这些表演全无新意。针对艾希曼的这种话语单调、思维僵化的麻痹状态，阿伦特在该书“后记”中叹惋道：这种脱离现实与不能思维相当可怕，它能导致比内在于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更大的浩劫。这正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中得到的深刻启示。 　　之后，阿伦特明显修正了自己有关“恶”的观点。她认为，“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