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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群体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思考 　　摘要：本文是一个人类学个案研究，它以女性性服务者的经历为切入点，在分析女性性服务者人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通过解读“高危人群”、“艾滋病”与“安全套”的文化意义，从微观层面考察她们作为艾滋病预防的主体，怎样建构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怎样看待自己的“高危人群”身份，怎样在具体的环境中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方式。本文认为，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到性服务者的这种主体性，让她们积极投入到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中去，才能使干预工作进一步取得成效。 　　关键词：艾滋病；高危人群；防治干预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6-0090-05 　　 　　自第一例艾滋病1981年在美国被发现以来，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在医学专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下，这场斗争已经有了成效，艾滋病蔓延的势头有所减缓。然而，艾滋病的疫情依旧在蔓延，各个地区不断出现各种新的高危人群，这使得研究者必须把目光转向考察艾滋病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以促成长期有效的预防实践。 　　2006年1月至2006年6月，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名为“云南省AIDS/HIV高危人群行为研究”的项目，对云南的KM、QJ、WS三市的女性性服务者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高危人群行为的特点及影响这些行为的文化因素。但调查却揭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所有被访谈的女性性服务者，不论是否接受过干预，不论接受过的干预程度有多大，在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时，并非百分之百的使用安全套。这一事实不能仅用“不了解艾滋病”或“存在侥幸心理”这样的说辞来解释。因此，本文把女性性服务者作为关注的重点，考察这个艾滋病高危人群不安全性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及其对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制约。本文希望透过女性性服务者自己的叙述，分析她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特点，分析这些群体特点怎样影响着她们认识艾滋病、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自身高风险行为。在她们这一系列的“认识”背后，是她们解读社会文化规范、并进而采取行动策略、影响社会的一种主体能动性，这种主体性，对于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尤其重要。 　　在这次调查中，笔者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对三个城市的女性性服务者进行了半结构式的个案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其中参与个案访谈的女性性服务者为三十一人，参与三个城市共三个焦点小组访谈的为二十四人。个案和焦点小组的访谈记录就是本文讨论的基础。① 　　 　　一、性服务者的文化特征 　　 　　所谓性服务者（sex worker），就其狭义而言，指卖淫者。本文考察的主体是女性性服务者。②在我们进行调查的地方，她们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鸡”或“小姐”。我们所调查的性服务者，身份多种多样，只是当她们被贴上“性工作者”这一标签时，才成为了一个群体。和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一样，她们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于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的开展都具有意义。 　　我们调查地的性服务者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分层性，即按照收入和服务地点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歌舞厅小姐，她们一般到歌厅、舞厅、KTV、酒吧、桑拿室等高档娱乐场所陪人喝酒、唱歌、跳舞并提供性服务，她们的收入最高，也比较有保障。③第二个层次是发廊小姐，她们在发廊或美发厅等候客人上门，或到客人家里上门服务。她们的收入不如歌舞厅小姐，但比起其他服务行业的普通工作人员要高。第三个层次是站桩小姐。她们一般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休闲场所如广场、花园等地拉客，之后在自己住所或小旅社提供性服务。性服务者的分层性，意味着这个群体内部有着等级差异。 　　性服务者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事实上，只要条件许可，性服务者总是愿意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提供性服务。除了离开自己家乡外，性服务者并不会特别固定在某个地点提供性服务。很多性服务者为了选择更易挣钱的机会，或者为了规避风险，在某个地点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经常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场所和地点之间流动。很多性服务者只是将这个行业作为过渡，她们希望积累一定的资金后便改行从事其他职业。这样一来，这个群体内部成员组成容易发生变动，极不稳定。 　　除了有分层、易流动外，经济是理解性服务者这个群体的又一个重要层面。性服务者这个人群的划分明显是以生计方式为标准的，当然这种生计方式不能得到国家或社会的认可。我们访谈的各个层次的性服务者选择这一行当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家庭经济困难，需要补贴家用；二是个人生活突发变故，如父母离异、与丈夫分居或离异、遭受家庭暴力、家人重病等；三是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选择性服务行业之前，她们大多有过打工的经历，能比较各类职业所需要的技能、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及相应的收入回报，因而在熟人或同乡的介绍下，很容易就进入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