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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之惑 　　〔摘要〕 作为“传统的现代女人”，高校高学历女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主体意识和成就动机，但在沉重的学术压力面前她们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作为“现代的传统女人”，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往往面临“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已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则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多种角色压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疏解这些压力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 女性学；高等院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79-05 　　在中国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进入高校教师队伍的女性正在逐年增加，女教师在高校教师中已占相当高的比例。由于高等院校对科研能力的高要求，这些女教师很多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在男性价值支配的社会中，她们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传统社会角色的限制和要求，但她们的学识又使她们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高高在上，使人望而生畏；她们承担职业属性和性别属性这两重属性，扮演多重角色，从而使她们比一般女性承受更多的压力，面临更多的困扰，具有更加复杂的情感诉求。 　　一、高学历女教师的角色困境：“理想 　　女性”与“女性理想”之冲突 　　在社会生活中，“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有关。社会角色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表征”[1]（100）。“角色冲突，一般指的是由于角色对象对同一角色抱有矛盾的角色期望而引起冲突的情形。这种矛盾的角色期望既可以来自不同类型的角色互动对象，也可出自同一类型的角色互动对象”[2]（98）。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价体系下，高学历女教师除了要处理来自于婚姻家庭的压力，还同男教师一样面临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压力。随着高校社会的发展，高校竞争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对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学质量、科研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为了追求“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光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都把论文发表数量和级别、课题经费的多少、进修与出国经历等与教师的薪酬待遇、绩效评估、晋级提升等紧紧地挂靠在一起，简单的数量评价指标和级别评价机制使高校教师面临着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巨大压力。高校在招聘中也更看重高学历女性科研、教学的敏锐性和有恒性，希望她们在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又担忧她们进入了婚育期，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和科研，导致学校用人成本增加，因此更愿意选择同等学历水平的男性。因为繁重的科研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从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男教师的职称层次普遍比女教师高，这是因为男教师在科研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女教师更好。而且，一般情况下，女教师在初级和中级职称的晋升相对比较容易，而一旦到了副教授，则往往只有极少数能进一步上升到教授层次，因此，形成了职业发展中的高原现象，即‘副教授高原现象’”[3]。这一现象既制约了高校教师学术队伍的整体发展，也给高校女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困境，甚至会因此导致职业倦怠现象的发生。 　　性别属性是高校女教师的特殊属性。所谓性别属性，是指高校女教师基于女性特质而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优良品德，承担养育子女后代和绝大部分家务劳动，做好“贤妻良母”是她们追求的终极价值。现代女性在追求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同样需要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获得情感满足。高校女教师对于自身性别属性的认同，应当说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状态。随着现代社会职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想要做到事业与家庭兼顾，高学历女教师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承受加倍的压力。她们在不同角色间频繁切换，容易导致角色冲突、角色混乱，出现情感耗竭和自我成就感降低、心理疲劳、心境欠佳等现象，使她们身心不堪重负。如果她们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影响了家庭责任的履行，则会招致家人和他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会对家庭成员造成无形的压力，形成情感隔阂，极大影响家庭和谐，严重者会导致家庭婚姻关系的破裂。如果她们以“相夫教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在家庭中消耗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必然影响其职业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期望值的话，对自己可能很不满意，长期下去对心理和生理健康都产生不利影响；身心健康状态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影响工作状态和家庭生活，增加焦虑，形成 “恶性循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她们都难以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使她们面临“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正如赫伯?戈德伯格和汉瑞特?布莉卡所说：“奋力想要兼顾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