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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研究进展分析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在协调区际功能分工、利益冲突，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生态补偿研究进行综述，回顾了生态补偿的内涵、理论基础和研究进展，分析了近年来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进展，对今后生态补偿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生态补偿 区际利益 理论基础 十八大 　　一、流域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是当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991年版的《环境科学大辞典》对自然生态补偿（Na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进行如下定义：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1]。 　　由于生态补偿涉及到生态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内容，各类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内涵[2]。毛显强等[3]认为生态补偿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实现资源保护。吕忠梅[4]认为生态补偿应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解释。狭义的生态补偿是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进行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的生态补偿还包括对因环境保护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王金南等[5]认为，生态补偿至少具有4个层面上的含义：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概念；对个人与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等。曹明德[6]认为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这与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生态补偿涵义是一致的。 　　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毛显强等[3]认为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包括3方面：一是庇古手段与外部性的补偿。庇古认为市场失灵是导致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处理正的外部影响，通过罚款的方式处理负的外部影响，使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提升。二是科斯手段与产权明晰。外部性的出现源于双方产权界定的模糊，因此必须明确产权。三是生态补偿的内涵。生态补偿应以资源产权的明确界定作为前提，通过体现超越产权界定边界的行为的成本，或通过市场交易体现产权转让的成本，从而引导经济主体采取成本更低的行为方式，达到资源产权界定的最初目的。 　　曹明德[6]认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依据包括自然资本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此外，部分学者还从经济学流派的角度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有张建肖、赖力等[7、8]。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综合各学科学者的不同观点，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生态资本理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资源的有偿使用理论、效率与公平理论等[2]。 　　三、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 　　笔者于2014年3月1日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1974～2014）以“篇名=生态补偿”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得到论文4335篇，最早的文章出现在1992年。后以“主题/摘要/关键词=生态补偿”为检索词在该数据库进行模糊检索，发现最早研究生态补偿的文章出现在1987年。经过多次检索共得到相关论文7367篇，详细检索结果见表1。检索结果较为全面的覆盖了近40年来我国在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进展状况。 　　通过表1，我们对国内生态补偿的研究阶段进行简要概括。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于森林乱砍乱伐现象严重，国家在1978年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拉开我国生态工程的序幕，生态补偿的研究也由此开展。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有关生态环境补偿费的规定并应用实践。学者们对生态补偿的涵义、研究目的、必要性和生态补偿费的征收标准、范围等也逐一进行研究探讨。1998年的特大洪灾和2000年春季的广大北方地区掀起的沙尘暴，引起了我国在生态建设方面的广泛关注，推动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的启动。学者们开始广泛思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同时，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森林生态补偿，流域、湖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也开始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范围[9]。2004年之后，我国各界学者广泛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集中于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论文发表数量也突破100篇/年，并迅速增长。 　　当前在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