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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西文化差异探究我国古代数学衰落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更是数学史较长的国家之一。从公元前20世纪到14世纪，我国在数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都达到当时数学的高峰。特别是13世纪40年代到14世纪初，出现了现通称贾宪三角形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开方法”、“正负开方术”、“大衍求一术”、“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式组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招差术”（高次差内差法）、“天元术”（数字高次方程一般解法）、“四元术”（四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勾股数学、弧矢割圆术、组合数学，其中许多都是微积分得以创立的关键。可惜，我们在元朝以后，在微积分创立的最关键时期落伍了，这给后人留下的不光有遗憾，更重要的是深思。从中西方文化差异来看，笔者认为造成我国古代数学衰落的原因如下。 　　一、 中西古代数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我国古代数学一开始便注重实际应用，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全独创的方式和方法：形数结合，长于计算，逻辑性较差，理论水平偏低，使用算器。建立算法体系是中国数学的显著特色，“寓理于算”是中国数学理论的重要特征。例如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九章算术》，只有题目、“答曰”和“术曰”。以“卷九?勾股”为例，共24个例题，举例丰富，涉及类型很多，遗憾的是未从大量实例中抽象出公式c2=a2+b2，更没有理论依据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得出“寓理于算”的结论。 　　在古希腊时期，享受教育的阶级轻视实际事务，视理论教学为高雅文化，视应用数学为“奴隶数学”，另外数学是哲学家所追求的真理的一部分，哲学家醉心于真理获得，而归纳、实验以及根据经验做出的一般结论只能给出可能正确的知识，而演绎法在前提正确的条件下则能给出绝对肯定的结果。希腊人需要真理，并觉得只有用毋庸置疑的演绎推理法才能获得真理，他们认识到要获得真理就必须从真理出发，并且要保证不把靠不住的事实当作已知。由于坚持要用这种形式来证明，因此希腊人得以把此前几千年来数学里的所有法则、步骤和事实全部抛弃。古希腊数学的经典之作《几何原本》破天荒地采用了最科学的数学写作方式，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把以实验和观察而建立起来的经验科学过渡为演绎的科学，把逻辑证明系统地引入数学中。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首先提出公理和公式系统，再写定义与定理，所采用公理、定理都经细致斟酌、筛选而成，定理皆给出严格证明，它用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为什么这样做。 在我们今天看来，数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讲究抽象与逻辑、文化性极高的独立科学。如果数学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 　　二、 中西文字书写方式的差异 　　德国数学家克莱因（Klein）曾说：“如果没有专门的符号和公式，简直就不可能有现代数学。”只有在准确而严整的符号体系下才能使运算成为可能，才能使代数成为一门科学。数学符号从无到有再到现在这种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许多符号是从缩写演变来的。例如：1675年，莱布尼兹分别引入“dx”、“dy”表示x和y的微分，d是微分（differentials）的缩写，同年引入积分号“■ ”，它是总和（summa）的第一个字母s的拉长。再如：对数（Logarithm）的创立者纳皮尔，他曾套用对数整个词，1624年开普勒把它简化为“Log”，1632年卡瓦列里首次采用“log”，并延用至今。符号的演变过程并不像圆周率、勾股定理那样，圆周率、勾股定理是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同步独立地发现的。符号的演变过程却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与我国无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西文字表达方式不同，西方文字有利于他们创造和使用符号。中国古代的数学采用汉字来表述，严重阻碍了数学符号的创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我国思想先进的学者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数学，但在运用数学符号上仍不愿意采用除汉字以外的数学符号，仍顽固坚持用汉字翻译算式。例如：在清代，微积分传入中国之后，我们用的还是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和甲、乙、丙、丁……不但符号是全盘中化而且排版方式也是中式的。微分积分竟用“微”“积”的偏旁“彳”“禾”来取代，如将xdx+ydy=nydx写成：天彳天⊥地彳地=卯地彳天。式中的“天”是积分变元x（天元），“彳”表示d，“地”是y，“卯”是n，“⊥”表示+。我国文字创造了世界独一的书法文化，但是古代数学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