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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法律思考 　　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内部实行的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其核心内容是死刑核准权的行使。本文通过对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立法发展以及对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提出了改革完善该程序的一些思路。 　　[关键词]死刑；死刑复核 　　[中图分类号]ＤＦ７１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７－０２２７－０３ 　　赵相国（１９７２―），男，吉林长白人，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指挥战术系讲师。（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死刑复核程序是控制死刑适用的最后一道关口，但建国后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经历了数次反反复复“收”和“放”的变化，这种变化严重阻碍了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步伐。本文从死刑复核的立法发展、现存问题、慎重死刑核准以及加强法律对权利救济之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构想。 　　 　　一、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心内容是死刑核准权的行使，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即通过死刑核准权的变化进行反映。死刑复核程序最早起源于隋唐时期的死刑复奏制度①，但在立法上规定死刑复核程序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从立法确立至今，由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这一特殊程序的实施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１９５４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该法第１１条规定?熏死刑案件的复核和核准权根据不同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这在当时基层人民法院依法有权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才有核准权，要求是相当高[１]。１９５７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１９５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但是在“文革”期间，死刑复核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被破坏殆尽，这种状态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二）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７年。１９７９年７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部刑事基本法，分别对死刑核准权的问题作出了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掌握和控制的明确规定。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我国治安形势恶化，恶性刑事案件迅速上升，为有效打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２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和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依法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死刑核准权。９０年代开始，为打击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贵州等六个省、自治区的高级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②。 　　（三）１９９７年至今。在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新修改的刑诉法、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但司法的实际情况却是绝大部分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仍然继续下放由高级法院行使，而且高级法院还以二审程序直接代替了死刑复核程序。因此，可以说死刑复核程序早已名存实亡。 　　 　　二、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现存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实行的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它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是为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达到慎重使用死刑的目的，而使被告人在上诉之外另行获得的一种救济程序[２]。虽然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对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做了规定，但由于立法的不足，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具体如下： 　　 　　（一）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二合一”的问题 　　从１９５７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之初，死刑复核程序一直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自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２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给高级人民法院至今，死刑核准权收回之日便遥遥无期[３]。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那么就会形成一些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相互重叠的局面，因为高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成为案件的二审法院。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用二审程序吸收了死刑复核程序，并且实践中也有以二审程序替代死刑复核程序的做法，使死刑复核程序完全流于形式，这显示出死刑复核程序已经不仅在运作上出现可怕的行政化倾向，而且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出现严重的萎缩甚至虚无[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