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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灭时效制度存在价值反思 　　消灭时效，又称诉讼时效，是指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于一定期间经过后该请求权消灭或者受到限制的法律事实。 　　时效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法时代。《十二表法》中已经出现有关取得时效的记载。消灭时效出现较晚，最早的消灭时效称为提出诉讼的法定期限，法律规定的期限届满，当事人即丧失诉权。尽管在具体表现上存在某些差异，但是各国现代民事立法中均有有关消灭时效的规定。 　　 　　一、对消灭时效制度存在价值的解读 　　传统观点认为消灭时效存在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保护义务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导致遭受不利益，因此应当允许义务人以消灭时效作为抗辩。 　　（二）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此为时效制度应有之意。为维护该种社会信赖，有必要给予法律上的某种承认。 　　（三）权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护。消灭时效制度给予怠于行使权利人有效的压力。权利人在相当时间内没有行使权利，其权利不再有值得胜诉保护的必要。在此种角度上，消灭时效制度有催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功能。 　　（四）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听任权利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存在，也对诉讼构成威胁，尤其是证据方面的问题。 　　从理由（一）中的“保护义务人”与理由（三）中的“权利上的睡眠者”，以及理由（四）中的“权利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这样的用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观点明显含有此一潜台词：主张消灭时效者=义务人=消灭时效制度所保护者。因此，维护社会信赖，乃是建立在牺牲对权利人的保护，甚至是对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惩罚正面的说法就是催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基础之上的。 　　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曾世雄先生认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在古代罗马法时代，先有取得时效，后有消灭时效，时效制度的存在理由具有一致性，消灭时效的存在理由应当从取得时效的存在理由上寻找。而取得时效制度乃是为保障绝大多数主体之权利而作之设计。取得时效的客体乃是“权利本体”，因此其解决的是“权利本体”是否存在的问题；而适用于消灭时效的则使“权利人享有权利免于外围绕存之‘干扰因素’”，因此涉及的是权利“干扰因素”之问题，即消灭时效乃是为“绝大多数主体免于随时备证抗御干扰之利益而开发”。绝大多数权利主体虽然依法律关系取得权利，但是需为其依法律关系取得权利负举证责任，而长时间随时备证证明，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因此法律设消灭时效制度，使权利人即使对于法律关系之举证存在困难时，仍然可以获得保障。至于由此而造成的非权利人由于事实状态持续相当时间而实际享有权利者，则仅仅是少数例外，并非原则。 　　曾世雄先生认为，传统法学易于产生时效制度之设计在于保护非权利人的误导，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时效制度旨在保护权利人享有权利。权利人享有权利，第一层之保护，乃是权利本体的保护，时效制度构成对权利的第二层保护，即随时备证如有困难，仍然可以依时效制度而享有权利。当第三人因行使请求权而对权利人之享有权利形成威胁时，于权利本体仍然不足以排拒干涉的范围内，消灭时效仍然可以保护权利人享有权利。 　　 　　二、对《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的分析：一种司法实践的角度 　　考虑到德国民法对我国民法的影响，笔者认为分析《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有助于我们对消灭时效制度存在价值的认识。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第1卷第291页写道：“请求权消灭时效之原因与宗旨，乃使人勿去纠缠于陈年旧账之请求权。不过有些事实可能已年代久远，一方亦已长期缄口不提；而今一方却以此类事实为据，向对方主张权利，这是民事交往难以忍受的。因为时间已使此类事实黯然失色，对方欲举出于己有利之免责事由并获致成功，纵然并非全然不能，亦属难矣。就常规而言，此类要求或自身不成立，或已具结完案。消灭时效之要旨，并非在于侵夺权利人之权利，而是在于给予义务人一保护手段，使其毋需详察事物即得对抗不成立之请求权。消灭时效乃是达到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于具体情形，若消灭时效于实体公正有损，即若权利人因消灭时效届满失去其本无瑕疵之请求权，此亦属关系人须向公共利益付出之代价。该若权利人非于请求权之行使置若罔闻，消灭时效本无发生之由，故权利人于请求权内容之利益，实属微不足道，其因此付出之代价，亦难谓严酷也。” 　　从《立法理由书》来看，首先，立法者并不认为请求权的主张者乃是诉讼时的真正权利人，因为“就常规而言，此类要求或自身不成立，或已具结完案”，因此，“消灭时效之要旨，并非在于侵夺权利人之权利，而是在于给予义务人一保护手段，使其毋需详察事物即得对抗不成立之请求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认为消灭时效的主张者就是权利人，否则消灭时效届满的法律效力就不应当仅仅是对抗请求权，而应当转移所有权能。立法者没有以取得时效或者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