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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建文学本体研究思考 　　80年代，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中国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和欧美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发生了错位的现象：以语言学、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论研究和人本主义所张扬的艺术主体性思想的大量涌入，在我国批评家面前展现了一片广阔的理论研究天地，中国文论界大力引进、吸收与融合西方文论“向内转”时期的研究成果，并发出了要求文艺理论“回到自身”的呼吁；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经过长足发展的西方文论主体研究却做出了转向，转向“外部的”社会学、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等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 　　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来审视，还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提倡文艺理论“回到自身”都是明智之举。可惜的是，在文学本体研究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文化批评对话语权的争夺使我们的文学本体研究方向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振语言研究以固守艺术的主体性，坚守并发展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极端缺乏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一、大美无言：语言哲学的长期缺失 　　 　　以我们民族内敛型的性格，讲究的是“温柔敦厚”，崇尚感性，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严密性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开掘。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政教观，强调的是“文以载道”，语言哲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不知能否称之为“哲学”，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充其量它不过是“入仕”的学问，其思想核心是中庸，思想根源是官本位，注重培养无棱无角的封建统治者的奴才，旧时的文人受其影响很深，几乎个个以“治国安邦”为己任，正所谓“一心不能二用”，对仕途魂牵梦萦般的执着追求使他们之中很难产生流芳百世的思想家、哲学家。 　　老庄的哲学之所以让今天的我们仍然引以为自豪，因为老子、庄子正是以纯粹的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道”的“悟”，类似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古人敏锐的悟性令后人汗颜，特别是在庄子的《逍遥游》一文中，其语言的绚丽、思维的灵动至今仍然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弦。庄子提出“大美无言”一说，在当时确实得益于天才的灵感的触发，可惜的是，后人对这种“无言”的太过执着和不求甚解导致中国语言哲学的停滞。不求“立言”，我们的理性还能走多远呢？几千年“体悟”的结局，会不会由刻意的“无言”变成真实的“无言”呢？ 　　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则有源远流长的“逻各斯”（logos）传统，它建立在明晰的、可供重复的逻辑推理体系之上，一直坚持通过“立言”获得意义，也用“立言”来表达意义。近代以来，西方解释学实现向哲学的飞跃，一个解释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在20世纪西方哲学解释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条从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的主线以及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姚斯的直接的师承背景。哲学解释学坚持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方向，加达默尔说，“存在于讲话之中的活生生的语言，这种包括一切理解、甚至包括了本文解释者的理解的语言完全参与到思维或解释的过程之中，以致如果我们撇开语言传给我们的内容，而只想把语言作为形式来思考，那么我们手中可思考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1]他指出，“洪堡的出发点是，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力量’的产物。凡有语言的地方，都有人类精神原始的语言力量在起作用，而每一种语言都懂得如何达到人类的这种自然力所追求的普遍目标”。[2]他阐述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对于其他生物而存在的世界，尽管它们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3]因此，“我们将必须探究语言和世界的关联，以便为诠释学经验的语言性获得恰当的视域”。[4]解释学不仅力求解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且将之应用到语言的实践，直接导致接受美学这一影响巨大的批评理论的诞生，它第一次系统地将读者纳入文学本体研究的层次，在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中，展开了一个不断迎纳新的视野的文学理解的世界。 　　 　　二、符号体验：从语言探索走向心灵探索 　　 　　我们认为好的作品，通常是审美性强的作品。然而，文学的审美接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可读性与审美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读者本身的生活经验、兴趣、个性、阅读视野等所谓读者的前理解千差万别，所以不同的文本拥有不同的读者群，这不足为奇，况且多元文化和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全球化背景和媒介文化所带来的必然产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西方批评经历形式主义充分发育后所做出的向“外部研究”的转向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运动的结果，如果我们为了和西方批评站在同一起跑线而匆匆转向的话，只能使语言研究这朵迟开的花朵又过早地凋谢。 　　我们还是从接受角度走进语言的世界吧！接受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