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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袭警妨害公务犯罪思考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开展全市交通大整治。据市公安局通报，自3月25日交通大整治开始的一个月内，全市共查处抗拒民警执法案件264起，共计刑事拘留109人，行政拘留97人。另外据宝山公安分局通报，自交通大整治至5月初该区发生妨害公务案件近40起，56人被刑事拘留；嘉定公安分局通报，自交通大整治开始至6月初该区有64人因妨害公务被刑事拘留。 　　以普陀检察院为例分析袭警案件的特点 　　2011年至2013年这三年中，普陀区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妨害公务案件109件128人。其中2011年34件36人，2012年37件39人，2013年38件53人。三年来，受理案件数呈逐年小幅上升趋势，对此笔者作了进一步总结分析。 　　1.行为对象多为接报出警的民警及执法交警。在受理审查起诉的109件案件中，侵害的对象为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的共有106件占97.2%；其中78件侵害的对象是公安民警，主要发生在警察出警时妨碍执法工作，在娱乐场所盘查涉嫌吸食毒品、卖淫人员时拒不配合；28件侵害的对象是公安交警，主要发生在交警纠正和处罚违规驾驶、盘查可疑车辆人员、摩托车非法营运搭客等实施违法和犯罪行为的人员过程中；另外对市容绿化及城管人员侵害的仅有3件，主要发生在城管执法人员查处乱摆乱卖、占道经营、无牌无证三轮车非法营运等执法环节。 　　2.年龄低，文化低，男性为主，外来人员多。在128名犯罪嫌疑人中，以年龄分析，其中20-29岁39人，30-39岁37人，40-49岁32人，50岁及以上20人。40岁以下中青年犯罪嫌疑人占妨害公务总人数的59.3%。中青年人相对生活压力较大，面对强制执法容易冲动。以文化程度分析，专科及以上文化23人，高中文化12人，中专及技校文化10人，初中及以下文化83人（其中文盲及半文盲6人），占所有人数的64.8%。文化程度低导致犯罪嫌疑人法律观念薄弱，在面临问题时较少考虑走法律途径，而是以简单暴力行为抗拒执法。以性别分析，128人中男性为106人占82.8%；女性为22人占17.2%。男性占绝大多数。据统计，在涉嫌妨害公务罪的128名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员为90人，占总数的70.3%。由于109件案件中有106件案件属于袭警类妨害公务案件，上述人群又是最容易被公安机关直接管理甚至查处的对象，因此更容易发生正面冲突。 　　3.参与人数较少，妨害执法的暴力程度不高。从近三年受理的妨害公务案件来看，非共同犯罪的有100件，占全部妨害公务案件的91.7%。此类犯罪行为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共同犯罪较少，多因在管理与被管理、处罚与被处罚中矛盾对立激化而发案。暴力手段一般为谩骂厮打及破坏警用设备，较少使用器具，造成人身伤害后果一般都为轻微伤。从案件发生后行为人的表现来看，被告人大都非常后悔，并主动要求赔偿，属于冲动型犯罪。 　　4.行为具有突发性，酒后滋事居多。随着我国法制宣传的不断普及，群众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一般情况下，面对执法人员严格依法、文明执行公务时，被执行对象大都能予以配合。然而，在被执行对象呈醉酒状态时，无法理智认清自己的行为对执法行为的妨害，由此引发抗拒执法，甚至辱骂、殴打执法人员，造成执法人员身体损害的严重后果。据统计，在2011至2013年的妨害公务案件中，因酒后滋事暴力抗拒执法的有36件，占所有妨害公务案件的33%。而酒后滋事暴力针对的都是公安机关的执法，占袭警类妨害公务案件的34%。 　　袭警妨害公务犯罪成因分析 　　由于在妨害公务犯罪中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袭警类型的妨害公务，下面我们就袭警妨害公务犯罪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激化，这是袭警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严重的社会失范和社会动荡。在这个转型时期，传统的警察权威对相对人而言不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对袭警行为人也不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和规范力，这一点在现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有一部分人扭曲地将人民警察看成是富人和官员保护者，而不是自身利益的守护神，将民警置于自身对立面，一旦有不怀好意者唆使就很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 　　2.执法权限不明确，非警务活动过多。在目前的中国，警察的职责并没有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除了法定的职责外，还要承担地方政府给安排的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粮食征购、计划生育等大量非警务性工作。这些工作是利益冲突的聚焦点，同时也是在社会转型期最容易产生矛盾纠纷的点。在这些活动中，警察权启动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活动的合法性， 有时地方政府活动本身就是严重违法或者没有民意基础。警察往往被推到矛盾冲突的最前沿，而这些问题又都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很容易自然地将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作为利益的对立面，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