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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伦理审视 　　摘要：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的伦理问题，国际上的研究者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派以科学-需要为理由赞成使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反对派以纳粹人体实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以纳粹人体实验者的不人道的行为为依据，从伦理原则的角度强烈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解决这个争议的关键在于深入理解伦理原则和科学行为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以伦理原则为基础，对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进行伦理分析，就可以对该问题作出较为合理的解答。 　　关键词：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行为事实；伦理审视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5－0097－04 　　 　　纳粹人体实验指的是二战爆发后，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所进行的以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战俘为实验对象的人体实验。纽伦堡审判结束后，伦理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和一些纳粹人体实验的幸存者就对纳粹人体实验进行了大量的伦理反思。在这些数据是否能运用的伦理争论方面，国际上尚无定论，人们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的反思处于尴尬状态。 　　 　　一、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是否能应用的国际争议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面临着大量的医学技术问题，他们支持大范围地进行人体实验。德军有很多的飞行员被击落在冰冷的北海里，而德国有关人类在该海里能生存多久的数据记录却是完全空白。德国军方和科学家认为解决该问题迫在眉睫，因此，他们进行了冷冻实验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另外，通过高空实验、海水实验、双胞胎实验、毒药实验、绝育实验等十分野蛮凶残的实验也获得了大量的相关领域的数据。纳粹人体实验发生在科学历史上一个医学家都致力于以人为实验对象来获得有关数据的悲剧时期。这是科学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以民族生存或国家哲学的名义，在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帮助下进行不人道的实验，甚至通过故意杀死实验对象来获得实验数据。针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国际上的研究者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 　　赞成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哲学家Ivy为代表，同时还有医学家Dr，Robert Pozos，生命伦理学家Benjamn Freedman、Jay Katz和Velvl Greene，历史学家Dr.Robert Proctor等。1954年，Ivy公开声称纳粹的研究有某些价值，因为他感觉到了纳粹医学家已经相当仔细地研究了人体冷冻的效果。他写信给Nestor说：“我希望有某个时候，收集这些有价值的数据，并把它们结集发表。”他的观点是：第一，虽然纳粹人体实验的过程和手段是非道德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该实验得出的数据和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为数据本身无所谓邪恶与善良，特别是有些数据能够提高心脏外科技术，提高温控科学的理论水平，这样纳粹人体实验对象也就没有白死。第二，如果舍弃这些现成的数据和结果，重新进行医学实验，一定会重复人体实验的残酷性，这同样是不道德的，还会引起更多的伦理争议。第三，人们需要用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已经过去了的纳粹人体实验，感情用事会把一些科学客观的医学成果埋没掉。 　　反对派包括伦理直觉派和伦理理论派两个主要派别。伦理理论派主要是指一些伦理学家，包括Robert N.Proctor、Benno Muller Hill、Arthur L Captan、Robert L，Berger、Ruth Mackin、Ronnald E.Cranford、Richard Jhon Neuhaus和George J.Armas等人。其中有些人专门著文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有些人的观点并不很明朗，但是由于后者并未明确支持赞成者的观点，在他们的观点中所表露出来的价值取向是坚持基本的伦理原则的，而且他们也肯定了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的非伦理、非人道性，因此，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归类为反对派。 　　伦理直觉派大多是纳粹集中营的人体实验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他们以自己在纳粹人体实验中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从感情、从直觉的角度对纳粹人体实验进行批判，对纳粹人体实验予以否定，否定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有效性，坚决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伦理直觉派主要包括Eva Mozes Kor、Sara Seiler Vogorito和Giselar Kouopka。Eva Mozes Kor认为，在科学和人谁是目的的争论中，抽象的思辨式的争议所得来的结论苍白无力，谁也说服不了谁。运用纳粹实验数据的人是猥亵的、病态的。人们在理性地救人的时候，要不时提醒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Eva Mozes Kor用语比较感性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数据的获得过程的确让人胆战心惊。如果重新启用的话，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也许他的观点最有权威性，因为那些试图启用这些数据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这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