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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热点问题探讨

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热点问题探讨   摘要:本文就近年来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献中的研究热点做几点梳理,大致涉及如下视点: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与“现代”问题;传承与教育问题;“保护”还是“破坏”问题;局部还是整体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音乐   中图分类号:C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9-0113-02      今年是中国申请世界“非遗”十周年。回顾总结近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热点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展开工作。为此,笔者仔细梳理了近年来有关音乐类非遗保护的文献,分类阐述如下:      一、音乐类非遗保护的传统与现代(创新)问题      在当代非遗保护中,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与激烈,有关此问题的探讨从两次音乐类非遗论坛得以明显展现。钱慧在《立足传承,谨慎创新--由当前昆曲“创新”引发的思考》中以昆曲为例,论述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2008);施咏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古琴音乐》中提到了古琴在现代多种传播渠道中出现了偏误现象(2010);刘晓文在《二人台牌子曲的历史继承与创新》中对二人台牌子曲能否创新,如何创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2010)。关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专家学者给出了以下几种看法,和云峰认为音乐文化传统应不断变化,尊重遗产自身发展的规律,杨民康强调应掌握好“保护与创新”、“传统与变异”的关系与评价尺度;秦序以古琴为例,提出可以用传统(小众学院派传承)与现代(大众社会媒介)不同传播方式进行古琴文化的推广普及;孙玄龄以李祖铭拉京胡配合西方管弦乐队演奏《黄河协奏曲》为例,发表了对京胡及其他传统音乐创新形式的忧虑。   音乐类非遗保护的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过去我们常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保护传统就是原封不动地全盘吸收,反对任何形式的改编创作,拒绝接受现代传播方式,现实证明,没有创新的传统非遗保护死水一潭,难以为继,一些日渐萎缩的全国地方性剧种就是这一明证。事实上,创新和传统并不矛盾,创新是对传统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只有注入新鲜血液的传统才能更好地走向现代。以具有600多年发展历史的昆曲为例,融合了文学、舞蹈、音乐、戏剧为一体的“百戏之祖”在当代发展日渐式微,即使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也难以出现繁荣的景象,直到“青春版”《牡丹亭》问世,在世界华人圈内刮起了一阵昆曲的“旋风”,昆曲从“困曲”到知音满天下,白先勇带领的艺术团队对传统版《牡丹亭》做了较大调整与修改,无论是剧本的整理、唱腔的修改,还是演员的选择,服装的改革,都体现了很大新意。      二、音乐类非遗保护的传承与教育问题      传承与教育问题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在2010年的非遗论坛上引起多方关注和热议。伍国栋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传统音乐传承保护的重要性,认为传承是达到保护的必经之路,他将传承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展示型”传承、“教育型”传承和“生态型”传承,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后两者。刘承华教授在《古琴保护的综合思维》中认为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橱窗式保护,一是生态式保护,古琴保护工程应该包含三个方面:普及推广、音乐创新和学术研究。周海宏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现途径,他认为传承保护中有三个主体,一个是欣赏者,一个是表演者,还有一个是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从幼儿园开始。李爱真则以中国矿业大学编写《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程》,在矿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作为试用教材为例,谈到了非遗传承在高校教育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实施指南中,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学习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目前全国许多院校将音乐类非物质遗产教学列入选修或必修课程。和云峰(桑德诺瓦)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理论及案例分析)课的设置理念与若干思考》文章中写到,2010年中央音乐学院为全院研究生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选修课程,其内容包括基本理论与案例分析两个部分,采取了教学(讲授、讨论)与实践(调查、展演)等形式。确实,作为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一所重点大学和“211”工程院校,中央音乐学院在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等方面为全国高校做出了率先示范的榜样。此外,苗金海、刘晓文在《以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传承强化艺术院校的办学特色--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传承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实践探索》论文中谈到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以传承、弘扬民族艺术为己任,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民族传统音乐传承机制,特别注重蒙古族长调民歌、马头琴、呼麦地方音乐的传承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彭一敏在讨论会上介绍了井冈山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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