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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奎因之综合――分析命题批判 　　摘 要：通过介绍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划分方法的理论历史来源以及如此划分的目的，并通过分析奎因对分析与综合命题二分法的反驳，阐述奎因对意义、定义、保全真值的相互替代等分析方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指明奎因对于分析与综合命题二分法进行批判的哲学意义和不足。 　　关键词：分析命题；综合命题；批判；意义 　　中图分类号：D81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106-02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休谟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与事实知识的区分以及莱布尼茨关于理性(推理)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的区分。后来，康德曾明确提出过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概念，康德作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是为了进一步引入他所谓作为真正知识的“先天综合判断”[1]。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流派把这一划分当成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基本信条，不过他们嫌“判断”一词主观色彩过浓而换成了“陈述”或“命题”。在他们看来：分析命题就是通过精释项来精释被精释项，并且被精释项未给精释项增添任何内容，其显著特点就是在精释项和被精释项之间存在着同一性[2]。例如，第一，一切未婚男人都是没有结过婚的。第二，等腰三角形是三角形。综合命题是指在精释项在对被精释项进行精释的过程中，给被精释项增加了新的内容，并且精释项所增加的内容在精释项中不能想到，只能通过经验对其进行验证。例如，1）明天是个晴天。2）这朵花是红的。这样的命题是综合的命题，谓词与主词无必然的联系。因此，经验证实成为区分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唯一标准。而奎因并不这样认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界限是不明显的很难在分析与综合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一、奎因对分析性依赖于意义的反驳 　　康德认为：“如果一个命题的真，以意义为依据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它便是分析的。”奎因认为，意义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依赖于意义这个概念来分析分析性是行不通的，主要是由于意义不同于命名，意义和命名不可等同[3]。对于物质名词来说，不同名词可以是同一事物的名字，但其意义有所不同。如，两个专名都可以命名同一个对象,同时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奎因认为意义与命名的区分对抽象名词来说也很重要。例如，数“9”是抽象的，但是人们为了形象地表达“9”这个数所具有的性质，用字符“9”来意谓“9”这个数，字符“9”这个应用来源于约定（命名）不需要经验验证。而行星的数目现在可以用数字“9”来指称，但这种指称关系来源于天文观测，而这种意义是可变的。奎因认为在命名的过程中，对于名词的命名活动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单独的名词要给一个抽象或具体的东西命名；而一个普遍名词是用于解释一个类概念，或者说给一个类命名，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普遍名词适用于一个个体，即一个类名的外延只有一个对象的情况；普遍名词适用于诸多个体，即一个类概念由许多对象组成；普遍名词不适用于任何个体，即一个类概念的外延为空。通过单独名词和普遍名词的分析，得出分析性不应当以意义为依据，因为意义本身是晦暗不明的，无从把握，从而将意义的追问转化为对语言和陈述的探讨。 　　二、奎因对分析性陈述的分析 　　奎因认为分析性陈述分为逻辑真理和通过同义性转换可以转换为逻辑真理的陈述，并且定义逻辑真理：它是真的，而且在给予它的除逻辑常项之外的一切不同的解释情况下，它仍然是真的[4]。如果用“单身汉”来置换“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中的未婚男子来得到的，就形成了“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男子”,如果承认这样的命题是真的，也就无形当中承认了“单身汉”和“未婚男子”这两个词的同义性关系。奎因认为认识这两类分析性陈述的困难依赖于一个和分析性同样要解释的“同义性”的概念，进而产生了用定义的方法来解释“同义性”的想法。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将第二类陈述转换为第一类陈述，从而得到分析性真理。奎因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定义是编篡者对观察到的同一性的报道，这种做法是不能作为同义性的依据。在奎因看来，无论对分析性怎样定义，“力图使之成为分析的”这个愿望是应该摒弃的本质主义残余[5]。奎因进而将定义分为三类，主要包括：内涵定义，通常是纯粹的词典编撰法，即肯定一个在说明之前的同义性关系。它通常以用法为依据，因此这种定义是以先前存在的同义性为报道对象。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这样的定义只是以人们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用法为依据，单身汉与未婚男子的这种同义性关系是对现实生活的人们的用法为依据，解释性定义，是对被定义词的补充和改进。在这种定义中，定义词在特殊条件的语境有清楚的含义，其是通过改变原有的词语，使其具有意义从而达到它在特殊条件的语境中和其他语境中的用法相区分的目的。例如，“学生”和“三好学生”通过给“学生”这个词以一定的修饰，进而得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