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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企中荣事故媒介舆论反思 　　昆山台企中荣“8?2爆炸事故”发生后，传媒质疑、舆论批判、渎职追责、行政问责……让这座对台投资促进的“明星”城市，一时间形象颠覆。有舆论甚至称，改革开放三十年典型地区的“优等生”，一夜之间荣誉“归零”。基于揭示真相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使命，境内外众多媒体对“中荣事故”真相、事故责任、责任背后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深入报道，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良好的敬业精神。但是，一些媒体报道的议题设置主次不清，舆论导向指向不明，观点依据本质失实，信息获取以讹传讹，不仅削弱了对事件真相和问题本质的应有揭示，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包括事件主体在内的受众思想混乱。其中，对“昆山模式”的质疑议题设置不清，会导致坚持改革探索的迟疑；对“昆山理念”的诟病缺乏理性认知，会导致发展改革效能的虚耗；对“开放发展”的评判舆论导向不准，会导致把握发展机遇的犹豫。这些都值得媒体界深刻反思。 　　一、对“昆山模式”的质疑要立足准确认知，避免议题设置不当导致坚持发展路径的迟疑。 　　“中荣事故”发生后，境内外众多媒体，第一时间深入采访，对事故责任主体长期存在的问题、对地方行政执法缺乏有效监管进行报道，不少论断一针见血。一些媒体指出，“企业利润遮目不见泰山的错误盈利观，地方行政执法监管松垮的变相纵容，职工申诉渠道不畅合法权益维护乏力”、“没有监管‘放水’就没有惨烈爆炸”等，为事故的各方利益关切者、责任的不同主体进行深刻反省，提供了镜鉴。 　　舆论的设立和传播，当以揭示事件真相、发现问题为己任，媒体对事件真相和问题的发现与揭示，要让公众、尤其是事故责任的各方主体，从中受到启发和获取教训，明确行为纠误的方向和任务。但是，在“中荣事故”后，媒体对“昆山模式”的质疑和批判，似乎并没有厘清其内涵和实质便妄下断论。在权威机构对监管缺位的渎职行为进行调查、责任认定和追究等事项明确之前，一些媒体对“中荣事故”深层次原因的论断，失诸猜疑和简单推理。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论断：“‘昆山之路’是中国经济过去多年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粗放发展埋下了多种隐患，如安全生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劳工保障问题”，暗示“昆山模式”是粗放发展模式；暗示“昆山模式”是中荣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的必然。境内有媒体断言：“昆山爆炸事故凸显唯GDP之祸”，暗示“昆山模式”是“唯GDP”、是“GDP至上”；“地方招商引资要慎用‘政策保护主义’”；“有的‘解放思想’是否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导致政府基本职能定位迷失，是被招商、发展的光环所遮蔽了的致命问题”…… 　　此外，媒体对“昆山模式”的质疑或推理式的论断及主张，还包括“企业违规难以关停，归根到底是没有摆正发展与人的位置，没有改变以GDP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昆山模式”的本质，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对台投资促进是昆山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特色和重要支撑，逐步建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自主创新、劳资和谐、政商和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保障体系，是“昆山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昆山模式”或许存在、甚至较为严重地存在着生产水平低下、工艺落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存在“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项目饥渴”，但这不是“昆山模式”的本质，也不是“昆山模式”的全部。 　　由“中荣事故”推断或暗示“昆山模式”就是不重视生产安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劳工保障的粗放发展，甚至断言“昆山模式”就是“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暴式发展，不仅失之于简单化，也让目标受众吸取教训时不知所措。更重要的是，媒体对“中荣事故”安全监管缺失背后的开发区与行政区的体制问题、开发区事责与事权匹配的矛盾问题，对开发区和行政区庞大的经济体量与行政能级及法律地位的配套问题等，在进行报道和评判时都缺少必要的发现、分析和阐述。 　　传媒舆论担负着明辨是非、去伪存真、激浊扬清的重大使命。“中荣事故”的媒体报道，质疑“昆山模式”的议题设置，需要立足于对“昆山模式”的准确认知，才能避免媒介舆论造成思想混乱以及由此导致的坚持正确发展道路的迟疑。《人民日报》的评论《昆山工厂爆炸案阴霾未散 台企都应引以为戒》，呼吁台企倍加珍视同胞情谊和大陆相关部门对台企的另眼相待，杜绝优游于法规限制之外和对安全生产的怠惰和漠视，这一议题发现问题准确，评论中肯，主张入耳入心；德国《时代周报》刊发的《中国在劳动保护方面草率行事》，尽管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议题针对的现实问题，准确具体，引人深思。 　　“中荣事故”是不是“昆山模式”的必然产物？是不是解放思想突破政策的必然产物？媒体的议题应该摒弃浅见和偏见，在提出发展改革命题时应去伪存真，形成论断时应把握问题的本质。这些，决定着媒体舆论影响能否形成正确的导向，能否杜绝思想混乱导致坚持发展路径的迟疑。 　　二、对“昆山理念”的质疑要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