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研究.docVIP

对明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研究 　　[摘要]明初“重农抑商”政策既是对传统国策的继承，也是与当时经济残破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这一政策对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抑商”目的在于“重农”，但明初并非禁商，而是把商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政府一些设施有利于商业发展。 　　[关键词]明初 “重农”政策 “抑商”政策 　　 　　明初“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劳动力数量大大增加，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地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已达到八百五十五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这比北宋真宗末年全国田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超过三百余万顷，比元代末年更增长了四倍余。明初户口的增长相当迅速。农业产量和国家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重农抑商”政策使小农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基础。“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并不是明初统治者为恢复战乱后萧条的经济情况的权宜之策，其实施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重农抑商”实施的历史必然性 　　 　　1.“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国策 　　在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这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历代封建王朝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强调“农为本”。汉文帝曾“亲率耕”，宋太祖赵匡胤曾“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与此相对应，商业一直处于“末”位上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管制。在汉代，商人被禁止乘车、做官。至隋唐，则有“工商不得仕进”的规定。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也直接影响到明初君臣，这是明初的经济政策无法突破“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 　　2.朱元璋出身贫寒，熟知农业对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的重要 　　朱元璋认为“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把农业视为“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朱元璋认识到，农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社会稳定的基础，要保证农业发展和经济恢复，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所以需要安抚百姓，防止人口流移。朱元璋很多言行都反映出他对农业的重视。洪武元年十二月，宋免担任开封府知府，朱元璋对他说：“汝往治郡，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3.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农村人口众多，生产条件又较为落后，而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历代封建政府都不可能真正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就在号称全国粮食“蓄积甚丰”，以至“红腐不可食”的明代初年，就有大量“逃民”、“流民”存在。流民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历代王朝都不得不推行“重农”政策，把人民强制性在固定在土地上，以尽可能多地扩大粮食生产，以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是保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维护封建统治，这是明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客观原因。 　　4.商人过分逐利的行为和侈靡的作风也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的影响 　　一些不法商人通过欺诈、蒙骗、投机等手段非法经营，也极易招致世人怨恨。“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商人的逐利行为与正统儒家学说相冲突。另外，一些富商大贾生活侈靡，“贾人多通侈靡之物，罗纨绮绣，杀彩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尽其财。”“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社会风气的变坏，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危及封建统治。这也是明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之一。 　　 　　二、“抑商”的实质及其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妨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农村并非完全封闭状态。朱元璋在诏书中把商业看成与士、农、工一样，作为重要的社会构成之一，尽管其社会职能不同，但同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以，明初也采取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1.“抑商”的正面影响 　　（1）建立了较为周密系统的管理机构与监督制度。明初就建立各级商业管理机构，负责征税。官司有都税，有宣税，有司，有局，有分司，抽分场局，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折色，对度量衡统一标准，反对市场上的不正当行为。“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及贩鬻之徒通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符五十，其物入官”。 　　（2）规定经营规则与税率，以保证正当合法贸易，打击不法商人。龙凤十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取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考牙侩姓名，平其物价。洪武十九年六月，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征税。市场的规范有利于商业交换的正常开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