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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思考 　　摘要：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东学西渐；传教士；启蒙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4－0169－10 　　 　　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西文化的流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明末清初的二百余年间(16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出现了继魏晋佛学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纳外来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即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在“东学西渐”中，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和“礼仪之争”的推波助澜，17世纪以后，在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中国热”对于欧洲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处于劣势，许多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往往只关注于传教士展示给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却忽略了传教士西播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其实，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国人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鉴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拟就“东学西渐”及“送出去”的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些探讨，力图向读者展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凝聚着民族智慧的文化精神怎样为西方思想家所收纳、运用和更新，又怎样在与异文化浩荡频繁的遭遇中获得新的丰富和发展。这既是世界对中国文化认识的觉醒，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一、“东学西渐”的时代背景 　　 　　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在中国，虽然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整体来看，这个时期己属于封建社会的老熟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它凭着四千多年文明成果的积累，仍然在续写着最后的辉煌，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医学、植物学都蓬勃发展，在国家规模、社会规范和文明水平方面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形象。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的眼里和心目中，中国不但不比他们落后，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先进。这一时期又恰逢从明清鼎革到康乾盛世的时代，中华帝国疆域辽阔、安定繁荣，还没有受到外来势力的猛烈侵扰；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又是清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代“圣皇”临朝执政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中华帝国最兴旺发达和武功文治最丰伟的鼎盛时代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以及整个思想界都比较活跃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思想界名流荟萃、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而16－18世纪的西方，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它刚经历了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激荡，紧接着出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爆发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开辟道路的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欧洲人从16世纪起就逐渐摆脱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一阿拉伯文明的状态，广泛吸收了其它文明的大量精华，而向近代社会冲刺，工商业与科学技术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的欧洲处于文化鼎盛的时代，尤其是法国在欧洲的整个科学技术界、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颇具典型意义，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民主、科学、理性的口号深入人心，崇尚独立精神与自由学术，对异域文明中的异文化因素持开明的态度。 　　由于历史的巧合，中西两种生长于不同的空间环境、又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的异域文明邂逅相逢了。文化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中西文化从来就不是互相绝缘的，它们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接触、碰撞、吸收、交融。季羡林先生指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16－18世纪，尽管一个是传统的中国仍在王朝统治的夕阳余辉中步履蹒跚；一个是张扬的欧洲正大踏步地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但中西双方的统治者和文化精英阶层面对着他们从前基本上无知的异域文明，都感到新奇和惊讶，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判断和需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或迎纳，或拒斥，或迎纳拒斥兼而有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开始了持续的和多方面的接触和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