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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几点思考 　　[摘 要]损害行为，作为法律的重要内容，催生了侵权赔偿的产生。而侵权损害，就区分实际的和精神的。因此，只有兼顾各方的制度，才是合理的现代制度。本文所论述的侵权损害，旨明为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讨论其具体的原则理念和制度内核。 　　[关键词]精神损害、侵权行为、基本原本 　　中图分类号：DF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6-0272-02 　　一、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概述 　　（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概念 　　精神损害的发生是一种自然人精神受到损害的事实状态，但因施与行为的主体不同而分为不同种类。这种损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因此，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行动都有可能产生精神损害后果，公权力也不例外，而公权力由于其张牙舞爪的基本属性而更容易产生精神损害。因此，本文所指的精神损害，特指收到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而侵害行为的性质，是由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所进行的行政行为。 　　（二）不同与一般损害的原因 　　第一，侵权行为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行为也必须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之中的，因此，在有因果联系的时间和主体上的要求相对要比民事侵权窄的多。 　　第二，内容上必须是精神损害而不能是物或金钱上的，因为物或金钱的损害并非本制度所探讨的范围。 　　第三，必须是程度较重的精神损害，否则不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救济。因为一般公民在公权力面前的渺小地位，使得国家权力的损害更为可怕，也更容易产生。因为国家权力的暴力性质决定了其侵犯自然人人格等权利的可能性更大，机会也更多。 　　作为典型的公法制度，本制度所涵盖的范围是一个公法行为对私权侵犯之后的法律救济制度，因此，必然是由之前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的出现，比如一个本来精神健康的相对人在行政行为之后失去了理智，因此，本制度有明显的公法赔偿特点，本文所述的制度的基本特征是： 　　（1）赔偿主体特定。赔偿的主体既不是某一个自然人，也不是以某一个以法人身份出现的单位，即使这个行政机关就是侵害行为的做出机关，也不能成为赔偿的主体，而赔偿的主体只有一个特殊主体，就是国家。 　　（2）赔偿的途径。即国家通过财产给付的方式进行补偿，与其他的行政损害补偿方式不同，精神损害补偿的途径基本限定在金钱上，更确切的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货币的方式给予的。货币虽然不能衡量精神损害的具体额度，但作为通行的，最基本的价值衡量方式，此类方式可以尽量从其他角度消弭伤害。如果不采用以定量方式进行的财产补偿，就难以起到抚平伤害，进一步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 　　（3）依据必须为法律。因为限定的是行政行为所产生的精神损害，那就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才可以构成这一法律关系，这种损害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标准和程度，并且赔偿要依法进行。 　　（4）赔偿功能的多样性。该制度不仅能够通过金钱补偿，对于受损者进行补偿和救济。也以此规制了行政机关依法活动。双向的机制完善了行政法治监督的内容，即不仅包括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财产、人身等物质性权利的影响，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精神状态的稳定和健康。 　　二、宪法法治的要求 　　规范的行政行为、完善的救济程序，这是本文所述制度的主要标签，也是宪法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权利本位模式下一项必要的公法制度，因此在宪法为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内，需要建立能够救济公权对私权侵害的制度。 　　（一）是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行政法治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行政法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增长，而不是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既包括有形的财产方面的侵害，也包括无形的精神方面的侵害。依法行政还要求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政府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法治就会沦为一种幻想。由违法行政行为侵权引起的公民精神损害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的引发的一种客观结果。因此，国家赔偿法应当针对公民的权利受损进行补偿，而这就包含着精神权利的受损，如果只补偿财产而对精神损害避而不谈，那么对于法治本身来说就是不完整的。 　　（二）是宪法至上的要求 　　宪政国家不仅是要保障民主多数人的权利，更是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防止法律的不合理性，即防止对数人通过民主立法的形式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利。 宪法保障人权的一大进步，就是在公民的精神受损时，能够对公权力的失范进行规制。国家赔偿理念的成长经历了一个由国家负相对赔偿责任到负绝对赔偿责任的历史阶段，从只对物质损害进行赔偿到越来越来重视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的过程。这集中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宪政的价值取向，以人权保护为宪法、宪政的最高核心价值。近现代法治世界的建立，也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承认了法治对于人权的保障之后才宣告完成。因此，在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