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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钢社会蓄积规律与启示 　　摘要：蓄积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蓄积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钢能够有效解决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基于钢的社会流动和蓄积过程，构建钢社会蓄积动态物质流分析模型，考察中国、美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钢社会蓄积水平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中、美、日三国具有相似的钢社会蓄积历程：在完成工业化以前，钢社会蓄积呈现出从缓慢增长到快速增长再到迅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美、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人均钢存量先后达到11t/人左右的饱和水平，经济增长与钢消费趋于解耦。钢的社会蓄积与工业化进程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工业化程度对应不同的钢社会蓄积水平。根据美、日经验，中国人均钢存量仍会进一步增长，并于后工业化阶段达到饱和。然而，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大，达到与美、日相当的人均钢存量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并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技术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生活方式转变，努力降低人均钢存量的饱和水平。 　　关键词：钢社会蓄积；钢社会流动；工业化进程；工业化阶段；人均钢存量；饱和水平；钢消费；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12；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8 　　一、引言 　　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钢的消费和使用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2009年至今，中国历年粗钢表观消费量超过世界总量的40%，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钢消费国。钢的大规模消费和使用使得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累积，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近年来，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75%左右，2015年该指标更是突破了80%，居高不下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增加了中国资源使用的风险。与此同时，钢的生产还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等特点，是氮氧化物、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实际上，有效利用蓄积于社会经济系统之中的钢是解决上述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蓄积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钢是钢二次资源的潜在来源，利用钢二次资源进行钢铁生产能够显著降低钢铁工业对铁矿石的依赖，并且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钢铁行业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 　　尽管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岩石的移动都不可避免地耗用地表的铁资源，然而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影响来自于冶金活动。根据Klee和Graedel（2004）的研究，地球表面的全部铁流量中的约90%是由人类活动驱动的[1]。19世纪70年代，Garrels等最早使用物质流分析模型对美国的铁流动状况进行了研究，随后一些学者继续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与铁的生产和循环有关的原材料、能源、水及其副产品上（Andersen et al，2001；Michaelis et al，2000a，2000b），却忽略了对钢铁资源的使用及其长期效应的研究[24]。 　　潘峰 ， 王琳：工业化进程中钢社会蓄积的规律与启示 　　2002年以来，在耶鲁大学工业生态学中心STAF项目通用分析框架的指导下，对钢铁人为循环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Wang等（2007）将冶金铁循环分为四个人为阶段，分析了2000年68个国家和地区、9个世界区域和全球的人为铁循环情况[5]。以铁为核心的实物金属存量支撑了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运行（Gerst et al，2008）[6]，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人均钢存量已经达到了饱和（Müller et al，2006，2010）[78]，而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等国的人均铁存量仍在持续增加（Hirato et al，2009；Hashimoto et al，2010； Daigo et al，2007 ，Park et al，2011）[912]。 　　作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的钢铁存量状况受到了多国学者的关注。Wang等（2015）测算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钢铁在用存量水平[13]。Reck等（2010）以2000年和2005年为时间边界，对51个国家及全球不锈钢的使用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超越了传统不锈钢生产强国，成为了世界不锈钢工业的主导者[14]，不锈钢的使用反映了中国的崛起。在循环经济框架和人均钢存量驱动未来钢使用的假设下，Pauliuk等（2011）预测了直至2100年的中国钢存量水平，并指出加强循环技术研发的重要性[15]。Yue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93―2013年中国在用铁存量不断增加， 2013年达到了55239亿吨[16]。 　　综上所述，尽管多国学者都意识到了蓄积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钢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