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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若干思想及评析 　　摘要：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版应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出版要形成“进补和创造”“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出版文化思想和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的出版文化思想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出版文化；张元济；王云五 　　何谓出版文化？其实业界和学界有诸种不同见解。笔者倾向于理念范畴和价值观准则的这种观点：即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理念以及在出版理念指导下的出版实践。出版文化横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领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桥梁。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出版文化的塑造是出版管理的最高境界，出版竞争的核心是出版文化的竞争。笔者正是按照这个观点与标准来寻找和梳理先贤的有关思想的。 　　一、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出版文化思想 　　张元济25岁时，赴京赶考，考中二甲进士。26岁这年点了翰林，成庶吉士，进翰林院庶常馆学习。 　　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元济从翰林院被分发刑部，任贵州司主事，身列部曹。此时恰逢中国甲午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给予张元济巨大的思想震动。于是，张元济由循规蹈矩的六品京官开始转向维新，努力学习西学，以图救亡。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① 　　张元济的忧国忧民倾向激发了他“自强图存”的志向。然“自强之道”，以兴学为先！在总理衙门供职期间，他比较关注的公务是进书、分报、办学堂等方面，同时大量购阅报纸，参与时政。他还与梁启超、汪康年互通信息，对维新活动中的出版事业之重要性多有探讨。“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断送了为官生涯。由此张元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从政治舞台黯然谈出，却在学术、教育、出版的文化舞台隆重登场。张元济虽不具备激进主义的品格，却始终抱有借助开发民智逐渐改良社会的志向，同时受到严复“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的影响，于是，1899年，他到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10月5日，张元济致书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译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湛然元继也”。他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②大有“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风范与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其由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到投身教育、开启民智、致力人才培养的思想脉络。他特别指出，“盖出版之子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的请求，担任了该馆编译所长，并立即组织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张元济曾办过学堂，深知出版与教育的直接关系，他较早体会到，没有合适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教学就很困难，教育就难实现，人才就难培养。他进入商务，可以说就是要找到一个现实性的机构，在出版方面做切实深入的努力，给新式教育和启蒙产生一个推动④。他和他的同事，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印教科书，确立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和地位。他主持的商务版小学文科教材，根据儿童启蒙的特点，采取并坚持了由简入繁、由少而多、循序渐进、增加趣味的原则，等等。1904年，当汪康年转告他，清廷拟请他出任外务部职事时，他回信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索，视浮沉部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⑤ 　　把出版事业与救国图存、昌明教育逻辑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出版文化的重要理念，这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种自觉的追求。从某种意义来讲，国民依赖教育才能获得启蒙，而教育必须依赖出版才能进行，所以出版是更为根本、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一种教育。人们往往把文化人、读书人等量齐观，即反映了其中的转换关系。胡适先生说：“得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张元济这一代商务人可能不会想到，正是由于他们投身出版、昌明教育，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壮大，才最终引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张元济关于出版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的出版文化思想 　　张元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