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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基因安全问题与伦理对策 　　摘要：文化基因安全问题是关乎一个民族整体心理素质与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文章以当代中国出现的文化基因安全问题为切入点，剖析了以斗争人性为基因的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具有的可能风险，阐述了以 “天人合一，以心转物”人性论为基因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推进人类健康、永续发展方面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关键词：文化基因;人性伦;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3-0037-02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宏大历史潮流中，我国文化领域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局面。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诠释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与巨大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吸收、借鉴西方优秀文化传统，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增强本土文化自信，坚决防止中国传统文化被边缘、衰落、取代，甚至消亡的风险。 　　一、中国文化基因安全问题的出场 　　当下中国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基因安全问题。 　　（一）文化基因安全问题的思想渊源 　　文化基因安全问题思想渊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著名学者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一书。道金斯从生物进化论角度指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基因而不是个体或群体，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都可以还原到基因行为的自私性上。当然，“对人类行为的探索过于复杂，它不仅涉及到人类行为本身，也涉及到探讨者的观点和立场。基因可以驱使我们的行为自私，但是我们也可以不做它的终生奴隶。”[1]（P.4）由于“对人类行为的探索”“涉及到“探讨者的观点和立场”，人类行为倾向性的基因研究就由生物学领域转入了文化学领域。因为，“探讨者的观点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可能对人类的行为文化安全构成潜在风险。理由是，“人类也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把自己的能够接受文化信息的结构遗传下去，从而使每个人类后代先天地就具有了能够接受人类文化信息的结构的。学界通常将这种结构称为文化基因”。[2]所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实际上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提出了文化基因安全问题。 　　（二）文化基因安全问题的实质 　　文化基因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与和平演变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西方反动势力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和平演变充分说明，文化基因安全问题应当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因为，当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将带有特定需要的目的基因的文化输入目标国家后，这种文化就可以自动通过文化基因的遗传方式，破坏、重构目的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增加和平演变实施国所期望的新特性，进而培养出具有特定心性的民众，以此扰乱目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最终达到颠覆目标国家政权的目的。其惯用的切入点在于目的国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就曾深刻揭示了这种路径的潜在可能性：伴随技术进步和工业社会走向服务性社会的转变，文化在生产和消费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文化对经济的介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观念。社会科学研究者把高失业率看成是一种产生人类生存新方式的机会，因为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是思想形成、享受清闲的机会。这种结论正确与否固然有待考察，但现代人用文化丰富劳动，并增加艺术、娱乐、科学和精神的东西，文化财富在生活中的比重加大确是一种确定不疑的机会。应该说文化和经济的结合给我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机会。[3]（P.71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机会，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乘虚而入，将已经被植入理性与欲望分裂人性基因的文化输入中国，对我国民众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妄图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因此，中国文化基因安全问题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警觉。 　　二、警惕西方文化中的斗争性基因 　　中国文化基因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与欲望分裂的斗争性人性基因。 　　（一）西方文化中的斗争性基因 　　理性与欲望分裂的人性论假设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在此书中指出，人的心灵有三个部分，分别是理智、激情、欲望。在柏拉图看来，要保证人类的心灵健康、和谐，就必须做到情感和欲望服从理智的统帅，或者以理率情制欲。这一人性假设框架虽然在以后西方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几经变迁，但从总体上还是对西方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然而，这一人性假设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内在地赋予了人性斗争性的必然逻辑。因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被人为地植入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角色的阶级属性，即斗争属性。尽管有些学者尽力用调和的语言粉饰西方文化斗争性基因的本质及其可能风险，但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