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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宗教工作历程及基本经验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宗教工作经历了探索、停滞、纠正、完善四个主要阶段,走过了一条艰辛探索和实践创新之路。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方针,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加强领导和法制建设、做好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处理宗教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 　　关键词:宗教工作历程;宗教工作经验;建国以来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6―0073―02 　　 　　一、建国以来我国宗教工作的主要经历 　　 　　建国以来,我国宗教工作的主要经历四个阶段: 　　1.探索确立阶段(1949―1957年):即理论探索、实践总结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以往宗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宗教状况,提出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宗教工作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探索。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并领导宗教工作,就宗教问题阐明了许多理论观点。1950年1月,在进军西藏前夕,毛泽东指示,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同年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要求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并提出宗教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2年,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1]1954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首次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宗教基本政策。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提出的“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论说。这是对我国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从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中国化。在1956年9月15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2] 在一系列政策指引下,我国宗教界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 　　2.冲击歪曲阶段(1957―1979年):即宗教政策被歪曲,宗教工作受到冲击阶段。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宗教工作中也滋生了“左”的错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对宗教界在清除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后的根本变化没能正确地估计,视宗教为社会主义的异己或敌对力量。尤其是“文革”时期,宗教被视为“四旧”来破除,宗教工作原有的正确理论和正确路线遭到排斥。 　　3.拨乱反正阶段(1979―1982年):即纠正错误,开始加强宗教工作阶段。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为一些宗教工作领导人或工作机构正名平反。1979年3月2日,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做好对宗教界人士落实政策的意见》,对宗教界的落实政策提出了意见。1980年7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对宗教团体房产问题的落实等作了详细的规定。8月26日,邓小平在同十世班禅大师的谈话中指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3] 　　4.完善成熟阶段(1982―2009年):即完善政策法律体系,宗教工作走向成熟阶段。1982年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和趋势,阐明了宗教的性质、内涵及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提出了处理宗教问题一系列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标志着我党宗教观基本成熟。 　　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全面阐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