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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徐世昌研究综述 　　[摘 要]徐世昌于清末民初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要研究清末民初这段历史，就离不开对徐世昌的深入研究。自建国到改革开放期间对于徐世昌的研究甚少，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于徐世昌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徐世昌的历史定位问题、徐世昌主政东北的东三省新政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徐世昌的各时期的研究问题、徐世昌“文人品质”研究问题等各个方面。当然关于徐世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建国以来；徐世昌；研究综述 　　徐世昌研究自建国到改革开放一直不受学者的重视，这其实要归结于徐世昌那个年代的先天缺失。北洋军阀时代被人们定位为黑暗反动的年代，那个时代的人物自然也被定位为反面人物，所以徐世昌研究甚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徐世昌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关于徐世昌的历史定位问题研究 　　关于徐世昌的历史定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学者认为徐世昌是近代的奸雄或者至少不应该被定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革新人，这一观点的在改革开放前占有主导地位，现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已经比较少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徐世昌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革新人，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意见的人越来越多，并占据的主流地位。 　　傅举晋在《近代奸雄徐世昌》一文中就指出“可谓之一代奸雄”[1]文章描述徐世昌为攀龙附凤、落井下石、老谋深算和挑拨离间的近代奸雄。比这种观点缓和些的有梁溪人的观点，他认为徐世昌最多算一位还不错的封建官僚，但是“那顶近代中国大政治家的桂冠，实在也是以从徐的脑袋上取下来合适。”[2]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前占有主导地位，而改革开放后持此种观点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观点更倾向于认为徐世昌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革新人，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这里以郭剑林在《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一文为例，他指出“（徐世昌）推动了近代化进程，其功不可泯灭。”[3]在肯定徐世昌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同时，也看到了徐世昌的局限和不足。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人物评价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因为他的不足而否定了其对历史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二、关于徐世昌主政东北的东三省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关于徐世昌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关于徐世昌主政东北的东三省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关于徐世昌主政东北的东三省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既有从全局上的研究，又有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一个角度上的研究。 　　全局性研究以郭剑林的《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徐世昌）促进了经济近代化、军事近代化、教育近代化、外交近代化改革。”[4]为了更好的深化徐世昌与东三省新政的研究，学者更对其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政治方面有郭太松的《徐世昌与清末东北政治改革》[5]，高月的《清末东北新政与东北边疆现代化进程》[6]，李秀莲的《清末徐世昌改革东北地方官制述评》[7]和方银儿的《徐世昌与东北建省》[8]，这几篇文章都论述徐世昌推动了东北政治现代化。经济方面有李泽昊的《徐世昌与清末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他认为“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近代化历程。”[9]军事方面有魏永生的《徐世昌与清末东北军事改革》，他肯定了徐世昌对于军事现代化所起的作用[10]。教育文化方面有李泽昊的《徐世昌与清末东北文化教育改革》阐述了徐世昌对教育现代化的作用[11]。外交方面有赵兴元的《徐世昌与延吉边务交涉》、乔治忠的《徐世昌与中俄铁路“自治会”交涉》和李泽昊的《徐世昌与中日“间岛”交涉》等都肯定了徐世昌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学者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角度论证徐世昌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总而言之，关于徐世昌主政东北的东三省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是徐世昌研究中最成熟的一段，故专列一目。 　　（一）关于徐世昌一生各时期的研究 　　学者在关注徐世昌最主要的成就主政东北新政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以此为基础向徐世昌一生各时期研究延伸。这种延伸本身就是徐世昌研究的全面性的体现，能更全面的推动徐世昌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学术界对徐世昌的晚晴时期的研究，已经从东北新政延伸到了徐世昌的家族研究、小站练兵时期研究、巡警民政部时期研究和邮政部时期研究。关于徐世昌的家族研究有贾熟村的《对徐世昌家族的考察》阐明了徐世昌家族的成员和主要活动和耿玉儒的《徐世昌祖茔与宗祠考略》考察了徐世昌祖茔与宗祠变迁和营造。关于徐世昌小站练兵阶段有郭剑林的《徐世昌与小站练兵》。关于徐世昌巡警民政部阶段有苏全有的《徐世昌与中国军警近代化》和刘卫民的《徐世昌警察教育思想探析》。关于徐世昌邮政部阶段有傅贵九的《徐世昌与近代中国邮政》。 　　学者在关注徐世昌晚晴阶段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像民初阶段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