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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增长非对称性发展分析 　　【摘要】山西是旅游资源大省，旅游业在山西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山西省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收入及景区级别分类数据，采用数量统计的方法，对山西省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旅游资源并不是制约旅游收入的惟一条件。旅游发展还受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及对外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促进山西省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增长；非对称性 　　一、问题提出 　　在世界范围内，旅游业是持续高速增长的战略性、支柱性、综合性产业，过去60年中世界旅游业持续发展，期间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2011年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发布的《2011-2021旅游业经济影响报告》认为，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增长遇到很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旅游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类别之一，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未来10年里，世界旅游业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每年贡献率将达到4.2%，并创造6500万个就业机会。 　　在我国，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显著，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2001～2011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与GDP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把握世界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特点和主流趋势，对于山西省确立旅游业发展战略、提升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迈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2年山西省旅游业呈现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其中接待国内游客1.94亿人次，同比增长29.28%，国内旅游收入1766.28亿元，同比增长35.33%；接待海外游客189.18万人次，同比增长21.8%，创汇7.2亿美元，同比增长26.98%，实现了“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良好开局。尽管山西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但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旅游业绩仍处于全国的中下游水平，强大的资源优势没有全部转化为经济优势。 　　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是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关于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Priski（2001）指出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依赖型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1]；Zhang Jensen（2007）认为自然资源禀赋是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2]；梁修存（2004）等从旅游产业的地位和产业发展规划视角，分析山西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3]；晋迪（2013）等采用城市流强度模型测算山西省城市外向辐射能力和综合能力，并建构了山西省“一核心，三主轴，四片区”的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体系[4]；王秀兰（2011）根据山西省旅游资源特征和区位条件，将旅游资源分为20个组合，并对这20个组合综合价值进行分析，提出了优化旅游线路等开发建议[5]；任凤慧，孙虹（2011）认为旅游资源禀赋对以规模体现的经济绩效水平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6]；崔嫱，冯文勇（2012）运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从地理位置、旅游资源赋存状况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了旅游经济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7]；苏建军（2012）研究表明资源优度与旅游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8]。纵观上述文献发现，既有文献都在总体上肯定了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在省级区域内部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增长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关系？还是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本文将重点从不同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多寡及其差异比较层面，展开深入探讨。 　　二、山西省旅游资源开发类型结构与比较 　　（一）旅游资源类型及其结构比较 　　旅游资源的类型反应一个地区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和组合效果，体现出旅游资源的多重吸引效能；旅游资源的等级特征以强度效应来体现，一般以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等作为评价的依据。根据山西省的旅游资源特点及资源类型与强度的结合，可将山西旅游资源划分为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和自然保护区等六大类型，见表1。 　　表1表明在众多旅游资源中，文物保护单位类资源所占比重较多，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开发相对比较薄弱，而世界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资源则尤其缺乏。从各地市看，大同、晋中、忻州、运城的旅游资源开发比较全面，所占比例较多，资源优势明显；但从资源结构整体看，四市中运城市缺乏世界遗产这一世界级别的资源类型，大同缺乏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类型，晋中缺乏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及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而忻州在这六大基本资源类型当中开发的比较全面。太原作为山西省会，高级别资源开发相对薄弱，比如世界遗产、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开发相对较少，潜力亟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