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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古今流变及社会价值 　　应用文真可谓古已有之，不管从青铜器上的金文（后世出土的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很多都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文），还是从《尚书》中的典、谟、训、浩、誓、命都可以清晰看到，它们有了大致相同的行文格式。但第一批的具备应用的文字应该讲是殷墟甲骨文，这或算是最早的应用文雏形，它们不少是殷周时代占卜、祭祀中记录的国事活动。如果要就一种相对规范的体裁来说，也可以用《尚书》为例。它属于最早的一部典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殷、周两代的公文选编（当然有些文章是后人根据传闻整理追记的），因为不论从体裁规范、语言体式或者风格形式它都有应用文的独特因素体现。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的应用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仅就《左传》《国语》等典籍统计，到春秋时代，我国正式应用文体裁已不下十来种。由此可知，应用文可以说源远流长，而且是与时俱进的重要文体。 　　 　　一、应用文的生发与实义 　　 　　用古人的眼光看，我们所说的应用文起源于宋代，当时的人把骈体文看作应用文。这种文体属于由六朝时的“应”和唐代的“应制”所写的文体演变而来。在我国六朝时期，人们把文人依照帝王的命令所作的诗与文称作“应诏”，而在唐代把应皇帝命令而作的诗与文称作“应制”。所以后人便称骈体文为应制体，也就是当时人所说的应用文。宋朝的诗人张侃在其《拙轩集》卷五《跋陈后出再任校官谢启》中云：“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前辈直曰世间一种苛礼，过为谨细。”赵彦卫《云簏漫抄》卷十亦云：“康伯可捷于歌诗及应用文，为教坊应制。”这些著作中所出现的“应用文”都是指骈文。 　　我国古代概念下的应用文由于其特殊的根源，导致该种文体内容空洞，大多是注重歌功颂德，对国政事务没有多少贡献，大都不是今天意义的应用文，是志在博得在位统治者欢心的文艺类作品。当然骈体文本身也有应用文的特质，它的发展对文学也起到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古人所说的应用文，毕竟着眼于“应”的意义。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文却着重于“用”的内涵。本论文正是从今天的应用文定义去解读古代相同或相似的文献资料。 　　应该说古人所说的应用文不是今天的应用文，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文”一词，是从古人那里搬过来的，二者之间当然具有一定联系，都突出了应用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实用性质。但不同的是：一从“应用文”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来看，现代的“应用文”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办理公私事务、传播信息、表达意愿所使用的实用性文章；而古代的“应用文”仅指朝廷的下行公文（“朝廷制诰”）和臣僚的上行公文（“缙绅表启”）。诸如《史通?六家篇》所说：“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可见古代的应用文的范围远比现代应用文狭隘的多。二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古代“应用文”专指骈体文，而今天正好相反，主要是用散文体，只是在某些特殊类别如祭吊碑铭之类的文章中，有时还骈散兼用或韵散并用，在这里古人比今人更重视文体的审美作用；三是就人们使用“应用文”这一目的来说，古人带有投机取巧、博取名利之意，而今天的人则主要是为了实际需要而用之，强调了它的社会功能。 　　 　　二、应用文之“用” 　　 　　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使应用文有了生殖和繁衍的土壤。因而也有了重视应用文的写作规范和应用文的理论研究的传统。 　　先秦的人都非常重视应用文的应用。当时的人把《诗》与《书》汇成不同的诗文集，表明时人已有文体分类意识，《尚书》本身可说是对应用文的分类。足见当时的统治者对外交辞令的写作是何等重视。现存文献中可看到的真正对应用文进行分类及功能研究的是曹丕，它《论典》其中有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其后晋初陆机访《文赋》又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其中大部分就是应用文。而更系统的论述有稍后于陆机的挚虞《文章流别论》。到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其重要成就就是首次在文体史上划清文学作品与应用文作品的界线，指出诗、赋、散文的特点在于“以能文为本”，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不同于其他类的文体重在应用。这就有了当时的“文”，“笔”之分，而“笔”就主要是指应用文。 　　以后，对应用文的社会功能论述得最为明晰的当推明代的散文家宋濂，在《曾助教文集序》中可知，古代应用文划分的依据比较多，除诗、赋、骚等文艺类，萧统《昭明文选》分36类；刘勰《文心雕龙》分31大类，因此应用文也就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像诸葛亮的《出师表》，表作为应用文的一种，其社会功能在于向领导者提出各种建议。 　　而在现代，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作为信息传播重要载体的应用文，其社会功能越来越明确，种类也更多，主要是用于进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