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毒品犯罪重刑化倾向与理性选择分析.docVIP

惩治毒品犯罪重刑化倾向与理性选择分析 　　摘 要:在对毒品犯罪进行惩治的历史沿革中不难看到,其惩治的“重刑化”并没有带来毒品犯罪的必然减少。同时,在实践中应当严格控制对运输毒品罪死刑的适用。基于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认为,“重刑化”只是一种无奈之举,需要加强对惩治毒品犯罪问题的理性思考,本文分析了重刑化及其在惩治毒品犯罪中的体现和惩治毒品犯罪重刑化的弊端,在此基础提出了三点对策。 　　关键词:毒品犯罪;重刑化;对策;分析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仅凭借某一方面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在对毒品犯罪进行惩治的历史沿革中不难看到,其惩治的“重刑化”并没有带来毒品犯罪的必然减少。同时,在实践中应当严格控制对运输毒品罪死刑的适用。基于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重刑化”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只有对毒品的种植、制造、走私、贩卖、运输、吸食等多个环节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是禁绝毒品犯罪的必然选择。 　　 　　一、重刑化及其在惩治毒品犯罪中的体现 　　 　　重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参照物不一而会得出不同结论。而重刑本身也无所谓好坏,其目的就是以最少的刑罚成本获取最大的刑罚效益。而重刑化则不同,这是一个非正常的运用重刑的过程,究其内在本质是寄希望于通过大量使用重刑来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过分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的功能;其外在表征就是重刑使用的泛滥,包括刑事政策上的重刑化、立法上的重刑化、司法上的重刑化以及行刑上的重刑化等等[1]。在惩治毒品犯罪中,重刑化主要表现为: 　　首先,刑事政策上的重刑化。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中就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指出,199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斗争,把作为‘六害’之一的毒品犯罪列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的重点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又对毒品犯罪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毒品犯罪案件,既要贯彻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依法从重从快的精神。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样以非常严厉之措辞重申了党和国家对毒品犯罪要从严从重打击的政策:由于日趋严重的国际毒品犯罪对我国的渗透,加之国内贩毒分子在暴利驱动下疯狂实施毒品犯罪,使得我国由前些年的毒品过境国成为当前的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禁毒形势十分严峻。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在禁毒斗争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1999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包头市召开的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运用刑法武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对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惯犯、再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严重以及那些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贩出,向多人贩出,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押运毒品,暴力拒捕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要重点打击。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判处死刑,狠狠打击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的高压态势,以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2]。这些均表明了国家对毒品犯罪坚决严惩的决心,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毒品犯罪必须保持高压势态、依法严打的刑事政策依据。 　　其次,立法上的重刑化。1979年我国在制定刑法典时,鉴于当时我国毒品犯罪的危害不大,仅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第一百七十一条以一条两款的份量规定了毒品犯罪的罪名和刑罚。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鉴于79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确定的处罚标准过低,尚不足以严厉打击这类犯罪活动,于是在该《决定》中提高了该罪的法定刑,体现了对毒品犯罪从严从重处理的精神。80年代以后,我国的毒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考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于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并于1990年12月28日起施行。《关于禁毒的决定》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禁毒立法中的合理做法,从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系统、全面地规定了毒品犯罪的种类及其处罚标准,以及有关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是新中国第一部详备规定毒品犯罪及其刑罚的单行刑事法律,为司法实践坚决惩治毒品犯罪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依据[3]。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基本上继承了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全部内容,以一节十二条十二个罪名的分量规定了毒品犯罪,并对《关于禁毒的决定》所体现出的对毒品犯罪应当从重惩处的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贯彻和更为具体的规定。从我国刑事法律对毒品犯罪的立法沿革不难看出,为了满足遏制毒品犯罪这一功利目的的需求,强化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毒品犯罪在立法上的重刑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些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