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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腐败案件大众传播问题探究 　　〔摘要〕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是党取信于民的重要一环，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和警醒压力。目前，对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在认识上、途径上、方式上都还存在薄弱环节，削弱了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影响了民众对反腐败的信心。要着力提高认识，遵循大众传播规律，切实规划和建立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机制，使之成为体现反腐败成绩的有效平台，成为民众获得信心和信任的途径。 　　〔关键词〕惩治腐败案件；大众传播；公信力；塔西佗陷阱；信息公开；廉政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2-0101-04 　　当前，在惩治腐败案件中，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大众传播媒介因其自身的特性与优势，扮演着“雷达”“?t望者”“感官的延长”的角色。因此，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问题显得十分重要，不仅有利于发挥大众传播的舆论监督作用，有利于良好反腐败舆论环境的形成，也有利于民众对惩治腐败成绩的认可和肯定。 　　一、惩治腐败案件大众传播的重要性 　　（一）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是党取信于民的重要一环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依然需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惩治腐败的力度逐步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如何把这些被查出的腐败案件适时适度地向公众传播，使这些成果让群众看得见并且感受得到，这是党在反腐败工作上取信于民的重要环节，也这是避免“塔西佗陷阱”①的重要手段。〔1〕因为人民群众的感受是反腐的晴雨表，反腐的一切努力，最终体现为群众对党风、政风的满意上。只有适时地把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大众传播，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做好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工作，也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关系到党和政府公信力问题。 　　（二）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是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必然要求 　　宪法赋予公民享有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权，为公民参与反腐败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1〕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里有个前提，公民必须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才能行使监督权。“政府公开信息在发达国家是标准的政府行为，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却严重不足。”〔2〕因此，大众传播成为公众获得惩治腐败案件查处信息的重要途径。在信息时代，如果缺少了大众传播，就会导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减少，信息发送和接受双方信息理解的偏差加大，激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信任、不和谐。 　　（三）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是形成社会舆论警醒压力的基本手段 　　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3〕建国初期的查处贪污腐败问题，除了利用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严厉惩戒以求“杀鸡儆猴”之效，以及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发挥群体威力之外，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为典型的就是1952年1月，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一个多月之前，人民群众对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不满，投书《人民日报》，质问：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为此，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在1952年1月5日和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了题为“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和“沉痛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的检讨。今天，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公民行使自身权利、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和批判性审视的平台。“对消极腐败现象也要进行批评和揭露，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4〕因此，大众传播监督的本质在于，它是行使自身权利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 　　（四）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也是对案件查处公信力的考验 　　由于腐败案件的涉案主体比较特殊，在中国民众中总有“官官相护”的心理预设，也有“官官相斗”的现实假设，民众往往对腐败案件查处的公正性、公平性存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和质疑。访谈中，一些受访者表示，媒体总是注重腐败大案要案的报道，其中又以经济腐败为多，这样的报道造成了老百姓“连高官都腐败，那他们的下属一定也腐败”的看法。因此，做好惩治腐败案件的大众传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