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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策略与规则司法场域视野中涉诉上访 　　涉诉上访是指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或其家属因对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不满而向党政机关等提出处理要求。涉诉上访已成为我国当前的一个社会问题，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的一些制度改革（如建立社会法庭制度、立案预登记制度、人民评审团制度等）均有破解信访困局的目的。学界关于涉诉上访的研究往往是全景式的宏观考察而忽略了对当事人处境、行动策略和心理状况的微观分析，由此造成研究成果虽然全面但并不深刻。笔者认为，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司法场域理论是考察涉诉上访问题的比较理想的分析工具，该理论着眼于分析场域中游戏参与者的地位、游戏筹码等因素，来展示场域中的惯习以及当事人的策略形成过程。采用司法场域理论对涉诉上访问题进行探讨，或许能为解决该问题提供较为深刻的思路。 　　一、上访：司法场域的惯习 　　场域是布迪厄“反思社会学”中的经典理论。他认为：“司法场域是一个围绕直接利害相关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由法律规制的法律职业者通过代理行为进行的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它也同时是这种辩论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些法律职业者具有共同的知识，他们都接受法律游戏的规则，即司法场域本身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甚至是要求不顾法律的文字表述而打赢官司的法则。”①惯习是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场域中人们基于历史而形成的、对于某些事物强化了的稳定的行为反应。在当下的司法场域中，诉讼当事人寻求通过上访获得对己有利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惯习。从上访的个案来看，当事人往往一方面按法定程序进行诉讼，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上访；或者当事人在诉讼之前就不相信通过诉讼程序能够实现正义，只是迫于法律规定而不得不进行诉讼，一旦诉讼程序终结，马上通过上访的方式寻求行政裁决。假如行政官员最终实现了上访者的初衷（往往通过接访或批示方式介入争端解决），那么民众会更加强化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和对行政裁决的依赖，诉讼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形式，涉诉上访成了实质上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上访成为司法场域中部分当事人的惯习，反映了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而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不足的现实，也是当事人采取颠覆性场域策略的结果。 　　二、颠覆与守成：当事人的策略选择 　　基于掌握司法权力、拥有专业知识、具备丰富经验等因素，司法官员在司法场域中处于有利位置。与司法官员相比，当事人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诉讼角色的弱化决定了他们在司法场域中处于不利位置。将要进入法院裁判范围的当事人对案件的普通想象与专家证人、法官、律师和其他司法参与人的职业想象之间极易发生矛盾，一旦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想象与司法官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所差异，当事人便会考虑另寻行动策略。当事人可以采取守成策略，也可以采取颠覆策略。上访被当事人在案件裁判后甚至在审判中频繁使用，与司法场域的非自治有关。上访意味着当事人对司法场域游戏规则的公然违反，当事人脱离司法场域进入政治场域，希望通过政治权威对司法进行支配。实践中相当比例的当事人采取上访这一颠覆性策略，与其“清官”情结也密不可分。民众对作为“清官”的行政官员比较依赖，希望通过“清官”来定纷止争，但上访民众心目中的“清官”往往是行政官员而非法官，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司法机关的考核机制也是促成上访这一场域惯习形成的一个间接因素。目前我国公检法机关均有办案考核机制，公安机关的主要考评标准是破案率、批捕成功率，检察机关的考评标准是起诉率、有罪判决率，法院的考评标准则是错案率。这些考核标准能够有效调动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但忽略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一就是容易引起上访。例如，公安机关为追求破案率而先破后立、边破边立、不破不立，由此可能导致案件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强烈不满而频繁上访；检察机关严格控制不起诉率则会导致对本应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定罪，由此引发上访；法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旦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检察官通常会抗诉，而二审如果改判的话，将意味着一审案件承办人办了错案而须承担相应责任，考虑到这一点，法官通常不敢或不愿判无罪，即便被告人确实无罪。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旧的纠纷没有经由司法活动得到解决，司法活动本身又造成了新的纠纷，引发了针对司法机关自身的上访。由于考核标准的非科学性，司法机关内部的信访工作考核机制成为一些上访者向司法机关施压的制度资源。 　　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感觉判决不公而上访并最终如愿以偿，就会诱使更多当事人踏上上访之路，导致出现“上访―不当干预―改判―上访”的现象。当事人的颠覆策略对司法系统尤其是法院造成了较大影响。为破解上访困局，办案机关纷纷进行改革，或者重新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或者创建社会法庭、立案预登记、人民评审团等制度。这些改革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规则重构：涉诉上访的未来走向 　　长远来看，解决涉诉上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