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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系统性缺陷分析 　　摘要：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但是，就实践的需求而言，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功效仍受到相当的约束，这是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系统性缺陷直接相关的，并集中表现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约束了立法提供标准合同的可能、国家本位的强势与强制代替了对投资者意思自治的尊重，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文化心理；法本位；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D922.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113-05 　　 　　“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拥有制度优势(Institution―al Advantage)，正是制度优势将西方国家推到了游戏规则制定者的位置，正是制度劣势迫使发展中国家引进规则。但是，一个成功的引进者必须首先解决一些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诸如：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外国制度，我们是否真正知晓自身面临的问题，是否真正了解我们打算引进的制度，是否能够确信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合理联系?该项制度是否可以脱离根植其中的社会环境而被单独移植?我们是运用该项制度的原理解决自身的问题，还是可以仿效，试图重演制度的引进过程?如果外国创制者和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相同，他们是否会有所变通?对本国问题懵懵无知，对外国制度一知半解就开始崇拜、迫不及待地呼吁引进，这就导致了历史和现实中一幕幕‘制度模仿秀’。”所以，公司法本身就是制度引进的产物，但制度引进一旦脱离现实，其价值功效的发挥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成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法律。以此检讨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在起源上为国家适应中小投资者选择中小企业而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所创设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我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建构路径的选择而发生异化。因此，分析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系统缺陷，有助于提供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完善的方向，并以此检讨其微观的制度建设。 　　 　　一、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有限责任公司立法 　　 　　公司是文化的产物，是西方法理社会演化出来的产物，也正好是西方制度的典范，包含着西方文化一切的优点与矛盾。近代公司法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的产生有着长期的、自然长成的市场经济基础，在长期的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养成过程中，市场规则和市场交易习惯经过长期积累，已经成为扎根于人们内心心理的文化积淀；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的产生有着良好的法制化的政治文化背景。资本主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分权原则和相互牵制与制衡原则，近代资本主义这种以法制化为保障、以分权和制衡为基本特色的民主政治文化传统反映到公司组织的治理结构中，也同样表现出以法制化为保障、以分权治理为特色的公司组织形式。所以，在成熟的法律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中生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可以有序运作。 　　但是，在中国的公司法制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历史沉淀而产生的一套关于公司运作的制度、观念和经济土壤，市场规则和市场交易习惯远没有形成，尤其是没有沉淀为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传统，相当多的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且，由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仍然习惯于“人治”的传统，这一文化现象反映到公司法领域，就出现了许多破坏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现象。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或圆通)为最大特征，强调中庸、忍让、和气生财，这有利于在股东间创造和谐的合作气氛，这有助于公司的设立但不利于公司的运行。而且，检视中国公司制度引进的历史，“在引进公司制度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公司自己的目的没有获得正式制度的支持，公司总是被迫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目的”。因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基于利益计算的法的非伦理性必然与传统伦理相冲突”，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公司法律制度的构建缺乏传统文化心理的优势甚至根基。在以政府主导推进市场经济和提供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投资者的预期可能遭遇制度冷遇或者漠视。因为立法者表现出一种过分的自信，他们以为比当事人聪明，代替当事人做主。因此，不难理解，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有关有限公司部分的规定，也并没有给公司自治留下太多的空间，体现了强烈的“父权式”立法干预，过度的干预和限制妨碍了有限公司的迅速设立和有效运行。 　　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法律对社会发挥调整作用既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法律规则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需要依靠社会法律文化传统对社会成员的导向作用，使整个社会形成按照该法律规则办事的习惯。因此，法律的实施，除了依靠法律本身规定的科学性程度以外，还取决于社会法律文化传统对这种法律规定的融合程度。当法律的规定内容与社会现存的法律文化传统相吻合或相兼容时，法律就可以借助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