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曹安路.docVIP

记忆里的曹安路 　　 这条路一头连着上海最大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另一头连着上海的西大门――安亭，是这座城市最长的路之一。时过境迁，几番改建，如今它不再通往曹杨新村，但曹安路这个名字依然保留了下来。 　　1 　　 母亲的嫁妆就是从这条路送走的。那是1981年的秋天，当时母亲还在安徽一家县级医院当医生，外公外婆执意要她先回上海，从上海的家中出嫁。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卡车披红挂彩，装得满满当当：樟木箱、梳妆台、衣橱、骆驼绒毛毯、红绸绿绸被子、描着“喜”的痰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外公外婆几乎倾其所有，他们要女儿嫁得风光，以后不受欺负。 　　 卡车沿着曹安路一路开到安亭，过了江苏地界，停在一条小河边。父亲带了四五条船来迎接，如同梁山好汉。那时，那个叫陆家的小镇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父亲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别着塑料花，喜气洋洋地指挥着接亲的队伍。 　　 父亲母亲此前并没有见过面，只是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信的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父亲的主要原因。母亲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淮北农村插队的母亲与保送复旦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她哭红了眼睛。几年后恢复高考，母亲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外公流泪了。 　　 在送亲的队伍里，唯一见过父亲的是我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察”，电话里他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2 　　 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高兴，父亲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子里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从小镇北边的汽车站出发，到了安亭再换一趟叫“北安线”的公交车，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时，我知道，上海到了，而之前的道路仿佛都不能算是上海。 　　 1990年的一天，父亲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武宁路上开了一家肯德基。当时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哪知道什么“啃的鸡”，只知道爸妈要带我去吃外国鸡了。我依然记得那人潮汹涌的景象，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母亲撇撇嘴说：“这里的吃的像不要钞票似的。”当时爸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多，吃完一份不到二十块的套餐，父亲实诚地讲了一句：“下次我们只买鸡肉就可以了，其他的家里都可以做。就吃鸡，吃鸡最划算！”到了外婆家，我兴奋地见人就嚷嚷：“今朝吃过肯德基了！” 　　 后来，每次路过这家店，我都盼着爸妈再带我吃一次，只买鸡肉，不要土豆泥和色拉。我拉着母亲的手叫：“快看，肯德基！”她望向别处：“哦，我们吃过的呀！” 　　3 　　 每年春节都在上海过，这是母亲嫁给父亲时提的条件。过完年要回去了，照例又是大包小包，凯司令的水果蛋糕、三阳盛的芝麻核桃粉、王家沙的糕团，还有整包的大白兔奶糖，这些都是在小镇买不到的。母亲一边整理一边叹气：“没劲啊没劲！年过完了……”外婆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哭哭啼啼做啥？又不是回安徽插队落户，哪天想家了再来！”骂着骂着，自己也流下泪来。 　　 有一天我得知，流过小镇的吴淞江原来就是苏州河上游，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和上海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在河这头，外公外婆在河那头，我在上游打水仗，他们在下游倒马桶。 　　 曹安路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回上海的路就这么一条。我犹豫着该写“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和小伙伴坐北安线，在一个叫陆家宅的地方下车，然后各自换乘公交车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我的小伙伴里有一个姓车的，大人们喜欢开玩笑叫我们“车匪路霸”。有时我气愤地想，肯定是“车匪路霸”这个名字叫坏了，导致我们整个童年都在无休止地赶路坐车。 　　4 　　 在镇上，上海知青家的小孩从小就会讲三种语言：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本地话，回家说上海话。有一次“车匪”在家吃饭时说了句本地话，他爹放下筷子，隔着饭桌就是一记耳光：“叫你不记得自己是上海人！” 　　 “车匪”的伯伯早年在华亭路倒卖牛仔裤，是上海第一批“万元户”，他出手阔绰，压岁钱一给就是一千。“车匪”不声不响抽掉两张，剩下八百上交爸妈。他把两张钞票叠成小块，塞在鞋垫底下，像情报一样带回小镇。那是个两分钱一颗玻璃弹、一毛五分钱一根橘子棒冰、五毛一盒划炮的年代，而两百块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概念，我俩甚至不知道怎样破开这两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