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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抗战时期爱国主义时代特征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和弘扬，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天下”、“民本”、“大一统”等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容，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巨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爱国主义；抗战时期；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热爱和忠诚的一种情感和态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在充分继承我国优秀的爱国主义“天下”、“民本”、“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彰显了时代特征，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从“天下”到“民族” 　　爱国主义思想的首先起源于“国家”的形成。国家观萌芽于夏商周时期。《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古代中国国家观的准确表述，这里的国家观与古代中国的“国”并非同一个概念。分封制下的国，是诸侯的地属，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观则相当于“天下”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的不断发展，各诸侯国势力也不断地膨胀，但“天下共主”的思想仍深入人心。据司马迁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由此可看出虽周王室衰败，但各诸侯国仍持“忠君爱国”的态度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论语?宪问》中深刻的表达了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上论述，第一表达孔子及当时民众“天下”即国家的概念；第二主要写管仲的爱国主义精神―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第三跨域诸侯界限来以是否利民为标准体现了战国时期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孔子的“天下”观还是屈原的爱国思乡情怀都是以乡土宗亲、某一个地域或某一民族为对象的。秦汉时期采用洞董仲舒的思想实现来推进大一统的实现，使的民族加快融合，此时“天下”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到明清时期，受元朝铁骑所踏遍地域的影响，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不断的加强，“天下”与国家趋于同义，虽然这时候的“天下”观念仍略带有“华夷之争”的地域色彩，但“天下”的思想已经得到较大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面对外来民族的武装侵略，民族矛盾因此逐渐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开始团结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并表现出时代特征。爱国主义思想的“天下”观发展到“民族”观。“民族”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来的，来源于英语“nation”一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日益严重，对外抵抗的一次次失败，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华民族的子孙， 进一步促使着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从学习西方的制度的救亡图存的“公车上书”到孙中山的由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演化而来的“三民主义”无疑都彰显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达到顶峰的抗日救亡，都体现着从“天下”到“民族”的爱国主义的继承。 　　二、从“民本”到“群众路线” 　　爱国主义精神较早表现为“民本”观。孔子在评价管仲时，赞美管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霸业，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天下”分裂，思想流派百花齐放，从“迷信鬼神，不重人事”转向“既信鬼神，又重人事”，对人民的地位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政治家对人民与国家兴亡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如儒家的“以德为政”，而孟子的“民贵，君轻”的主张则是将民本思想具体化。孟子的“民本”观，显然是属于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范畴，但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表达的内涵不谋而合。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德治”、“屈君而伸天”； 唐太宗也在此基础上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主张以民为本；宋代更是强调民本思想，在治国上主张注重功利思想，体现为“安民”“宽民”“顺民”“足民”政策，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鞭笞。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在国家危难中，都提出爱民的重要性，提出民本乃国家存在的根本。 　　抗日战争期间，民本思想得以继承并发挥重要作用，“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