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克己复礼”义析及其时代关切.docVIP

船山“克己复礼”义析及其时代关切 　　摘 要：本文重点分析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与发挥，并以此管窥其注经所体现的强烈的时代关切之情。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发挥主要分散于其对《论语》《尚书?顾命》以及《周易?复卦》的注解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船山有着严判“似是而非”的佛老等异端的自觉。具体到“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上，船山主张克己、复礼交相养，尤以复礼为要；同时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点迥异于佛老莫求诸己而徒归怨于物的做法；针对理欲关系，王夫之绝非完全的禁欲主义，而主张人作为天地之心，应发挥心之思的主动性，主动克己复礼，以天理行于人欲之中，在处于困境之中君子尤其应该如此。 　　关键词：克己；复礼；仁；复卦；佛老 　　作为明末清初最著名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始终抱着一颗经世治民的雄心，凭着一股大义凛然不屈从的崇高气节，在清军入关后，坚持抵抗不妥协，积极组织并致力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一生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与权势，后见明朝大势已去，力救而不得，怀着一腔孤愤不得以隐居家乡衡阳石船山下著书立说，坚持不入清朝为官，得以完发全身而终，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对《五经》《四书》等典籍着墨尤多。王夫之注经思想虽总体说来更应归于今文经学一派，但其注经却非毫无根据的随意发挥，仅从其注经之诸经稗疏多成于传、义、章句之前，就可看出王夫之亦非常强调训诂，正如他在《诗经稗疏》中所说，“义理可以日新，而训诂必依古说。不然，未有不陷于流俗而失实者也”①，他强调“训诂之学不可忽也”②，毋宁说，王夫之其实非常强调义理发挥必须建基于训诂基础之上的重要性；对宋明理学，他亦采取批判的继承的方式；针对明朝后期积贫积弱、君主多消极怠政的现实，主张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希冀为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注入昂扬健动的活力；其对《四书》的著述尤其凸显了强烈的经学理学并重、融经学于理学之中的特色。也许我们可以王夫之自题画像的中堂联的一句话总结他的一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夫之这种坚决不屈于清朝的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对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至今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即拟以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注解，管窥其注经所体现的严辨异端的鲜明特色，由此展现其注经所体现的强烈的时代关切之情。 　　一、《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义析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③。 　　在船山看来，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一般俗解④总是易偏重于“克己”⑤，以为克己就能复礼，克己之外，不用再施加复礼之功，这种说法在船山看来，可谓“悖道甚矣”，其流终至于陈仲子之类背弃父母兄弟于不顾而区区于欺世盗名以及佛氏“烦恼断尽，即是菩提”之弊，故不可不辨。王夫之认为，克己固然重要，然复礼却更为紧要，正所谓“己不克固不能复礼，然克己亦未能复礼，如‘克伐怨欲不行’，只是不能复礼，所以未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 　　关于此章，朱子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记载了一个人的疑惑和程子对此的解答，“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为仁矣。然亦岂非所谓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岂克己求仁之谓哉？’”⑥在船山看来，这种理解乃是先儒（指程朱一派）推测孔子之所以不许其为仁，实乃因为此乃强制胸中的“克伐怨欲”使之不行于外，却“未拔去病根”而使根苗常留，船山认为，“如此看文字，殊未通透”，这实际上是将“怀着一腔怨恨，但不愁害，但不诅骂”看作“怨之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有很多阴险柔软之流皆可使此四者不“见之于事”，这肯定不是孔子所赞扬的“为难”矣，所以船山认为孔子这里所认可的“不行”，一定是“无‘克伐怨欲’而后可以当之也”，否则“将满腹私欲，遏捺教住”是正如“病人寒中阴脏，其毒弥甚”⑦，是绝不会得到孔子“为难”的赞誉的。在船山看来，“克伐怨欲不行”大概只是“沉静寡欲”，但此却“与物不相应，与理不相浃，所以不得‘为仁’”，因为“仁者浑然与万物为一体”，此绝非遁世离人绝情者所能当。故而即使做到如程子所说的“拔去病根”，终也只是做到了‘不行’，而不得称为仁。之后他又大力批驳了朱子“合下连根铲去”之说，认为朱子此说实已落入释氏“折服现行烦恼”“断尽根本烦恼”之流。我们知道，船山注经的一个很大背景是批判佛老，而对于释氏的批评，更多的指向其将一切皆看作“空”“幻”“非实有”，并且将人的一切情欲不分正当与否皆欲全绝之，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