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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意义探寻 　　摘要：近80年来，对经典文本――鲁迅小说《伤逝》的解读呈现不断变化的态势。早期的文本研究大多从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出发，而梳理最近10年的学术研究文章后我们发现，解读方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叙事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等多种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方法都被论者用于文本分析，论者的学术思维日益拓宽。尤其是性别视角的引入，使《伤逝》的研究向文本的原意更接近了一步。 　　关键词：鲁迅；《伤逝》；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5)06―0103―03 　　 　　鲁迅所写的小说《伤逝》，形式特别，意蕴深厚，解读空间较大，因而自1925年面世以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特别是最近10年，更是论者颇多、论文频出，且论者的研究方法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解读，而是将多种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武器，试图从新的批评视角，对《伤逝》的复杂意蕴进行更为准确的透视和更深层次上的把握，以期抵达文本的本质意义。 　　 　　一、从叙述学角度进行研究 　　 　　《伤逝》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通过涓生的自我内心独自，展开故事叙述的。马丽蓉认为，“鲁迅先生的笔墨经济到在篇名题目上就写了整篇的叙事基调”，“作家在一种沉郁、低缓的叙事基调中进行破碎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使得作家比较成功地“消解了情节的时序性。对时间做了间接的、空间化的处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颠覆了构成情节是基本要素的时间与因果关系”，“空间化”因而成了这部作品“独特鲜明的叙述特征”和叙述策略。王素霞认为，“文本四处响彻着作者强而有力的声音，以致迷乱了人物的心理流程，从而导致了主题歧义的产生。其中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分裂是产生这种结果的缘由之一”。“‘我’融叙述者、人物、作者于一体，在具体的叙事中，他们之间既相互统一，又产生分隔，‘我’在恋爱过程的叙述中，身份发生断裂，由此导致作者声音的侵入”，“作者的出面一方面掩盖了人物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它为整部小说的主题蒙上了强大的作者的主观意识。我们很容易就被弥漫在作品中的作者声音所驱使，同时这些声音又一直指导着人们对其主题的认识和对鲁迅思想而非小说艺术的误解”。 　　对于《伤逝》的叙事模式，李之鼎在对文本的叙事进行分析后指出，“《伤逝》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隐含作者所采取的叙事／修辞策略：第一人称男性主人公内聚焦(内视角)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使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以及人物基本重合，特别适合于作为叙述者的中心化人物作心理自白，他的感情可以全部投入与参与，即使话语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与浓烈的抒情性，同时也有利于叙述时间的延缩和叙述空间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即中心人物有一种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的天然的优越条件，他的叙述便获得了话语权力”。“叙事本身所造成的男性中心化，一方面回应着男性中心化文化的宿命般的安排，另一方面使故事框架更为不平衡，叙事砝码明显地向男性性别权力倾斜”，“男性叙事权威剥夺了她(子君)的话语权，使她成为一个失语的、喑哑的女性形象”。 　　 　　二、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分析 　　 　　贾振勇则认为，“鲁迅在《伤逝》‘真实’与‘虚空’的对立紧张的矛盾中”，“看到了男性价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这一历史乐观主义女性神话所起的助纣为虐的作用，看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对它的终极价值目标釜底抽薪的势能”。“《伤逝》正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在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民族集体经验的虚妄性特征时，集中而深刻地展现了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性和引诱性，展现了他对女性这一历来受压抑群体的本体性漠视，以致古老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借助它而获得了现代性工具”。周玉宁也认为，《伤逝》“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理解与沟通的困惑”，“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她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悲剧。涓生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地以女性为牺牲”。 　　 　　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发掘主题内核 　　 　　鲁迅写作《伤逝》到底动机何在?王文彬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涓生的悲哀与悔恨的心理内涵包括辩白、自责和超越三个层面。而贯穿他和子君爱情生活全过程连续不断的思考中，表明他对爱情悲剧原因的分析，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对子君之死实有的体验及其升华，抒写在他悲哀和悔恨中由对个性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的两难选择到两难都选择的心灵历程。”赵敬立也认为，“写作《伤逝》是鲁迅假借了恋爱的形式，对自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