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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 　　[摘要]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它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势力站在不同的立场做出了不同的态度。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事件的最终结局。 　　[关键词]苏联；共产国际；西安事变；态度 　　八十年前，古城西安进发出的平地惊雷，骤然震撼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政局。它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揆度这一事件对远东局势的影响，也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政党及各派政治力量都推上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关头。围绕这一事变，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从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力图以种种形式或影响或控制这一事变的进程。当时，国内要求严惩蒋介石的呼声甚高；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策动讨伐张、杨，企图趁机取代蒋介石；亲英美派主张营救蒋介石。国外英美主张缓和空气，以打击日本；日本则指望以此挑起内战，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介入了这一事件。西安事变后几天内，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播发了事变的消息报导和社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副委员长斯托莫尼亚科夫及回国的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连日接见了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延黻。16日，共产国际又致电中共中央，敦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日苏联驻中国的代办司皮礼瓦尼克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了正式的声明。蒋介石获释后，27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又发了一个社论。所有这些，都足见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敏感和重视。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政策，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影响极大。 　　一、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主要是通过两方面表露出来的：一是通过电台广播、报刊舆论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进行谴责；二是通过向中共发出指示，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给共产国际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汇报了事变的情况、性质以及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步骤，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张、杨的行动，这是中共提出和平解决的初步设想。随后，在14日，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胡服（即刘少奇），指出：“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应推动抗日派和中间派走向抗日”。据此精神，人民通讯社在当天发表的《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中指出：“我们尤其反对为蒋委员长一人的安危问题而发动内战，并绝对反对一切内战”。可是，苏联《真理报》14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变》对西安事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社论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是中国亲日派分子的一个阴谋，“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外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同一天，苏联《消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完全歪曲事实真相，维护蒋介石国民党，说什么“去年就已形成了中国各派社会力量围绕南京政府的形势，南京政府尽管以前它动摇、退却……它犹豫和反对统一战线运动，可是现在它已经愿意和领导抗日”。15日《消息报》又发表社论，说张学良之举动是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此次显然有害于中国利益之事变，吾人固切盼望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国际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在我党通知了共产国际，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出于促成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纯正动机的正确行动后，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仍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当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等去西安与张、杨商讨事变的解决办法时，17日苏联《真理报》又发表国际评论，声称“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总之，在共产国际的眼中，张、杨完全是破坏团结抗日的十恶不赦罪人，以武力讨伐、镇压，自然是罪有应得，理所当然。所以，当何应钦举起“讨逆”旗号，命令中央军赶赴潼关，派飞机狂轰滥炸渭南、赤水东站时，《国际通讯》却称赞南京“讨逆”是值得称赞的形势变化，并因讨伐被制止而批评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直到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时，《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西安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12月27日的《消息报》社论说：“最后而重要的教训，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于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苏联报纸和共产国际刊物对西安事变是倍加责难，虽然也提出和平解决的意见，但并未将这一意见通知中共，直到16日共产国际才来电敦促“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这封电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