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枭河桥记事》的叙述者“不可靠”.docVIP

论《枭河桥记事》的叙述者“不可靠” 　　摘 要：19世纪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枭河桥记事》借助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手法营造出扑朔迷离的叙述效果。针对其叙述可靠性的问题，学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结合修辞学派与认知学派的观点，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三者的循环互动中探讨《枭河桥记事》中的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的可靠性的变化，揭示文本在叙事艺术上的特色。 　　关键词：《枭河桥记事》 不可靠叙述 文本 读者 　　一 　　“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艺评论家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一书。它自诞生以来即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不仅被看做是区分现代与传统小说的特征之一，而且被作为“当代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1] 然而，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界定和阐释，学界分成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即修辞学派和认知学派。修辞学派的创始人布思认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时为可靠叙述，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2] 所谓“隐含作者”，是作者的一个“隐含替身”或“第二自我”。 [3] 可见，布思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文本中的关系，将叙述者分为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继布斯之后，修辞学派的代表人物费伦继承并发展了布思的不可靠叙述理论，但依然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着眼点放在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上。至于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读者如何辨别不可靠叙述者？对此问题，修辞学派仍然没能作出明确回答。而以纽宁和雅克比为代表的认知派叙事理论家们则将不可靠性视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认为应该用读者的规范取代隐含作者的规范。显然，认知方法可以揭示出对同样的文本现象产生不同阐释的原因，但是不可靠性的标准也会因为读者阐释的不同而呈现若干差异，甚至“可能会模糊、遮蔽甚或颠倒作者或作品的规范。”[4] 　　可见，在可靠与不可靠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区分模式中，修辞学派和认知学派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特征的阐释所依赖的主体大相径庭――修辞学派聚焦于隐含作者，而认知学派则立足于读者。然而，不可靠叙述是作者对于叙述主题的有意分化，同时文本的预设又扩充了读者阐释的维度，采用任何一种学派的视角来阐释文本的不可靠叙述的特征都难免显得过于简单或绝对化。因此有必要综合修辞认知派的理论，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三者的循环互动中探讨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的可靠性的变化，才能理清不可靠叙述的真实面目和它在文本阐释中的意义所在。[5] 　　二 　　《枭河桥记事》是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4）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最初收录在《士兵和平民故事集》中，讲述了美国内战期间一个名叫法夸尔的南方种植园主在联邦密探的诱骗下，意欲烧毁北方联邦军队即将经过的铁路桥――枭河桥，结果被联军当场抓获并被处以绞刑。小说因为其中的不可靠叙述而成为营造紧张恐怖气氛和强有力的高潮与结局的绝佳典范，其独特的叙事魅力使得几乎每个英文短篇小说集里都收录了它，20世纪60年代美国还把它搬上了大银幕。[6]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该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或从认知方法的角度进行探究，或从修辞方法的视角进行分析，难免有失偏颇。有鉴于此，有必要兼顾认知与修辞两个不同的角度，从作者动因、文本呈现和读者阐释的循环互动中探讨《枭河桥记事》中的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的可靠性的变化，从而揭示文本在叙事艺术上的特色。 　　法夸尔作为一位家境殷实的南方种植园主，始终不渝地恪守自身所属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观，甚至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自身的利益，亲自拉起过一支队伍与北方联邦军队交过手，然武装力量与作战能力有限，他的这支队伍很快就被联邦军打散。为了阻碍与破坏联邦军的作战进程与设施，他不惜铤而走险只身前往烧桥。孰料，未及动手就被守桥的士兵抓个正着，即处绞刑。然而，刑前瞬间绞索断开，法夸尔落入河中，奋力游向河岸，遁入林中，朝着远方的家园一路狂奔，正当他打开家门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妻子时，“法夸尔死了，折断了脖子的尸体，悬挂在枭河桥的横木下面，微微地来回晃荡。” [7] 　　奇怪！不是已经逃脱了吗？怎么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最后360度大反转的故事结局令读者不得其解。为解开谜团，读者不由自主地回溯文本对叙述作出判断然后重估丢失的信息，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在第一部分的结尾：正当逃跑这一念头闪进法夸尔脑海之际，站在活动木板一端的士兵向身旁跨了一步，在站在木板另一端的法夸尔立马失衡从桥上坠落下去，瞬间被绞索勒死。原来，“逃跑”只是他垂死前的一个幻想，”逃生历程”只不过是伴随这个幻想而产生的种种幻觉。 　　开篇伊始，叙述者即是“隐含作者”。第三人称叙述者纯粹客观的视角、超脱的语气、实事求是的可靠叙述使读者不自觉地信赖文本所呈现的叙述世界，不由自主地被叙述者牵着鼻子来到一个紧张肃穆的刑场――寂静是山岚，湍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