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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预防动机与家庭储蓄率 　　摘要：老龄化对微观储蓄有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和预防效应两方面影响，对我国家庭的净效应尚不明确。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家庭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显示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净效应为正，说明家庭由于老龄化产生的预防动机大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我国以此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老龄化对家庭是否选择储蓄和储蓄规模都有显著正效应，说明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体现在微观储蓄的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上。以上结论在对不同类型储蓄和消费的回归中均稳健。此外，老龄化虽提高了各收入阶层、区域和城乡家庭的储蓄，但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和农村、中西部家庭影响更大，间接印证了老龄化对微观储蓄率的正效应源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预防动机。 　　关键词：老龄化；预防动机；微观家庭储蓄率；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2-05；1783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130-4149（2018）02-0104-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2.0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有赖于人口红利，但近年来人口快速老龄化，2010-2015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1.9%增长到14.3%，劳动年龄人口数在2013年达到峰值，此后不断下降。关于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较多研究基于资本市场视角探讨老龄化与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关系，但结论并不明确。传统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基于成年期高储蓄、未成年和老年期负储蓄的特征认为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则认为老龄化会通过预防动机产生未雨绸缪的储蓄激励，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而以上两种机制对储蓄的净效应还需验证，本文基于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和第二次人口红利效应考察老龄化对储蓄的净效应，以此研判中国能否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提出老龄化条件下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含义。 　　一、文献回顾 　　李和梅森（LeeMason）等将预防动机产生的储蓄激励效应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最早关注寿命延长、预防动机与储蓄率关系的是耶理（Yaari），贺菊煌等进一步指出理性个体会为了保障更长的老年生活而提高储蓄，谢辛斯基（Sheshinski）发现这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国外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关系。此后学者们集中探讨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和机制等。 　　同时，生命周期消费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了老龄化对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负效应，但多基于宏观视角。列伏（Leff）最早证实了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此后舒尔茨（Schultz）等进一步验证了老龄化与储蓄率的负相关关系。但诸多学者后来发现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揭示的规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存在异质性，老龄化对宏观储蓄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负效应。 　　国内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存有较大分歧。理论研究方面，刘永平等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一致。刘国斌等的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而王金营等研究发现老龄化会降低消费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似乎意味着对储蓄率存在正效应。同时，一些研究认为老龄化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如陈彦斌等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影响不大，尚不足以彻底改变中国的高储蓄特征。 　　针对中国的实证分析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但由于时间段选取、变量设定和计量方法不同，结论差异较大。汪伟、刘铠豪等研究发现出生率对储蓄率产生显著负效应，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产生显著正效应。史晓丹的结论恰好相反，认为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负相关，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呈正相关。范叙春等认为老年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取决于是否考虑时间效应。而毛毅发现当期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上期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董丽霞等、王德文等发现少儿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效应都为负。 　　宏观实证结论的分歧源于微观个体或家庭储蓄率的变动趋势与宏观储蓄率未必相同，宏观储蓄包括家庭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等，并且由于李嘉图等价原理，家庭储蓄受政府公共储蓄影响并且二者变动方向相反。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所揭示的是微观家庭储蓄与老龄化的关系，因此老龄化对宏观储蓄率的影响未必为负。少数基于微观视角的实证分析探讨了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郑妍妍等利用了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1988-2007年数据探讨了老龄化和少子化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但在处理收入时使用的是虚拟变量分组，无法在充分控制收入的前提下分析老年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因此难以判断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丁继红等基于CHNS微观家庭数据分析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比重）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负效应，间接说明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老龄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