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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转型升级下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影响 　　摘要：利用2005～2015年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将企业家精神引入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创新和创业精神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持续转型升级下，创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新的经济活力，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营造鼓励创业的宏观法制和市场环境，营造容错的社会氛围，对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差分GMM 　　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快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GDP增长率从2010年10.6%逐年下降到2016年的6.7%。面对如此现状，中国企业寻求何种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就显得重要至极。面对此现状，国家先后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见导向，可见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已有研究中，经济学家熊彼特（1934）曾把企业家放入一个经济转变的机制中，提出企业家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创新能驱动经济发展，此观点至今仍被看重；Klein（1979）在美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也指出，经济衰退等同于企业家精神的退化。在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下，对企业家精神?c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应进行深入探析。在过去研究中，已有较多学者关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用，但未探究持续转型升级下，经济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新要求，所以，本文以中国各省份在2005-2015年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以当下的经济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企业家精神对各省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本文组织如下：第二部分围绕企业家精神简要回顾相关内涵和衡量指标：第三部分对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的选择进行描述；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第五部分是对回归结果的描述和分析：第六部分是总结及建议。 　　一、相关研究述评 　　（一）企业家精神 　　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受到企业家理论的挑战，对前者而言，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对后者而言，将企业看作一种人格化的装置，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就不复存在（张维迎，1994）。最早将“企业家”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是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康提龙（Richard Cantillion，1755），此后，Schum-peter（1934）、McClelland（1961）和Druck-er（1985）等经济学家便将目光凝聚在了推动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深层原因――企业家精神。但是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并非易事，对于不同的人，甚至同一学科的学者来说，这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因此大多数人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只有一个不确切的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定义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家精神外延的研究中，Shane（2003）研究了机会识别对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Stuetzer（2016）则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研究中，冒险精神（a risk-taking propensl-cy）、内部控制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01）和创新能力（creativity）和无形性、个性化等研究的较多。（李杏，2011；张利军，2015） 　　（二）企业家精神的衡量 　　由于对什么是可靠和实用的衡量指标没有一致意见，因此衡量企业家精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学者Beck andLevine（2001）提出使用跨国企业研究机构的数量来衡量企业家精神。随着组织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并以私人企业比例来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以平均就业人员申请专利数量衡量创新企业家精神，陈俊龙等（2014）则以自我雇佣率作为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指标。考虑到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相对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李宏彬等（2009）的方法，选择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以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创业精神，以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创新精神的指标。 　　二、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确定企业家精神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模型如下式： 　　lnyit=β0+β1yi，t-1+β2yi，t-2+β3Epit+β4Xit+β5Di+εit（t=2，…T）其中，因变量lnyit代表经济增长，是各省份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自变量yi，t-1和yi，t-2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变量，Epit是企业家精神变量，包含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维度，创新精神是由专利申请数的自然对数值计算得来，创业精神是由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X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涵盖人口学变量和制度变量，如出生率，老年人口抚养比率、政府支出占地方GDP比率和固定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