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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防腐有效建构东亚经验 　　摘要: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所以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相近的经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挖掘、进行有效的公民廉洁教育、发挥权力精英的廉政示范效应成为它们共同的特点。从文化治理层面上对这些经验和特点进行总结,对于中国反腐败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化防腐; 传统资源; 东亚经验; 国家整合 　　中图分类号:D73.31.3文献标志码:A 　　 　　在类型学意义上,由于同处东亚文化圈,所以东亚地区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相近的文化支撑,这也就使得该区域的反腐败具有类似的特点。总结东亚地区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尤其是文化防腐的成功经验,对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反腐败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思想资源的合理改造 　　 　　在政治学研究中,自从韦伯以后,关于文化与政治体系发展的探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根据学术界一般观点,与倡导廉洁价值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相比较,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情关系,这导致东亚社会形成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界限非常模糊的局面。“东亚传统的价值观把向庇护人送礼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流动被看成合理合法的,这也就使金钱由公流到私容易得多,数量也多。因此,东亚的政治领导人比西方领导人更容易涉及私人和经济领域。”[1]但是实际上,儒家文化本身与廉政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比如廉洁的日本和新加坡是儒家文化主导的国家,但是腐败非常严重的菲律宾却是东亚唯一的基督教国家。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是否能够对本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进而挖掘其中合理性资源。 　　在东亚文化传统国家治理结构中,君主专制体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君主通过官僚组织控制了财富分配过程,大部分国家资源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不仅如此,情与理构成了国家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伦道德关系渗透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联系社会结构的有机网络。在韩国典型的表现为“家长权威主义传统、自由民主主义传统、小集团性生活传统,而在这些传统中,家长权威主义传统占有主导地位。”[2]即使韩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以后,由权威主义传统所形成的支配和服从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在韩国经济开始迅速成长以后,由于整个国家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层面。[3]所以,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官僚体系利用地位为本人和家庭谋取不当利益,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氛围,人们不再将腐败视为一个违规的的问题,而是尽量去适应这种状态,“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相信腐败是普遍的,官员们的廉洁性就被降低。如果他们抵制腐败,他可能发现难以履行职责。”[4]因此,政府、企业和国民之形成了相互不信任关系,权威至上、熟人优先和讲究人情关系的政治文化氛围在韩国社会中成为主轴。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如果韩国社会中的这种政治文化理念不加以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就不会彻底消失,反腐败也很难取得实效。“透明国际”对韩国的评判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的腐败指数一直停留在4分左右,属于中等水平。[5]在这个排行榜中,韩国虽然摆脱了“最恶劣的行贿国家”称号,但仍处于第3档,被列为发生行贿行为可能性很大的国家之一。可见,韩国虽然进行多年的反腐败,但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效果,究其原因,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原有政治文化传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和革新。 　　随着韩国反腐败程度的深入,韩国人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文化对于腐败的结构性影响,“对于清理腐败问题,将对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从严重的结构性腐败开始进行清理,不仅要斩断其枝叶,还要连根拔起”。[6]基于此,韩国政府试图从政治文化层面对于腐败进行综合治理,于是,“建设清廉的人文氛围”成为韩国政府的努力方向,并具体提出反腐败的三大目标和五大推进方向[7]。在此基础上,为了吸引民众积极参与到反腐败的进程中,韩国政府与政党、市民团体等各界代表签订了以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为特征的《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主要包括:非法政治资金上缴国库,修改国会议员不受拘捕的特权制度,引入股票全权信托制度,鼓励居民参与立法等内容,可见,通过公民的有效的参与,进而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反腐败的新思路。不仅如此,加强文化防腐的措施也成为韩国各界的共识,在国家清廉委员会大力推动下,“改善重视人情和关系的社会文化”明确地被作为韩国反腐政策的核心战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国民生活文化实践运动。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整个社会对反腐败的氛围在发生变化,腐败开始成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异端。 　　与韩国的治理路径不同,新加坡在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基础上,建构起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使其有效的起到文化整合[8]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