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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意义阐释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普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下乡的集中实践。针对乡村民众对普选的认知，政府在普选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相应的宣传和动员。普选动员在贯彻国家意志中培养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新旧政权的对比中引发了民众的民主参与热情，在彰显人民民主的意图中加深了民众对民主意涵的理解，在男女平等的宣传中激活了妇女对民主权利的主张。普选的政治动员推动了民主下乡的进程，成为后来农村基层民主勃兴的历史因子。 　　[关键词]民主下乡 农村基层　普选运动　政治动员 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K27；D0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3－0048－08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在部分乡村进行了民主的实践，民主意识逐步向农村扩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结合政权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主下乡的尝试，第一次基层普选运动正是民主下乡的集中实践。本文试图以民主下乡中的政治动员为视角，考察湖北省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模式，解析普选运动对于乡村民主建设的意义。 　　 　　一、普选运动的开展与农村基层民众对普选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想转化为生动的社会实践。实施人民民主专政是新政权的核心政治主张，彰显人民民主以唤醒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意识、激发民众民主参与的热情、促成民主实践的进程成为执政党政权建设的主要目标。为此，新政权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结合各种运动宣传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上树立工农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进行民主建政的实践，让民众在实践中体验民主。建国初期，我国的民主建政“以县为重点，以乡为基础”展开，民主下乡就这样伴随政权建设的推进而展开。 　　民主建政在农村以召集县、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其最终目标是逐步过渡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从1950年到1952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几乎所有的县及县以下的乡都普遍建立起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村民们在选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中初步尝试了行使民主的权利。到1952年底，全国各省和直辖市，2／3以上的市，1／3以上的县和绝大部分的乡，由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该级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中央开始部署召集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1953年召开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月公布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从今年五月到十月，为全国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选举时间。所有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必须于十月底以前全部完成。”从此，声势浩大的基层普选在全国拉开序幕。 　　湖北省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开始了普选部署。在湖北省政府看来：“普选是人民内部的民主政权建设运动，它应成为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与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动力，为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服务。”这显示出湖北省设定了普选的双重目标：既强调在人民内部进行民主运动的意义，养成民众的民主意识，提升其对自身民主权利的觉悟和动员其参与政权建设的热情，又试图将普选与政权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 　　普选运动部署到农村后，一般农民和基层干部对普选的认识与政府的期待表现出一定的落差。有的农民反映“普选好是好，就是怕耽误生产”；也有的说“选举为什么要搞几十天，一举手不就完了”等等。这是农民对普选的一般态度。此外，在什么人有选举权、什么人可以当代表等问题上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据武汉市武昌区的调查，有人认为：“代表只有党团员才够条件”；工商界一般认为：“我们这个阶级是要消灭的，有选举权就算了，何必要求被选举权呢?”居民一般对选举不关心，有人说：“搞么事选举，吃饭要紧。”妇女和老人普遍也不关心普选。据武汉市汉阳区的调查，“壮年妇女说家务忙，无文化，与自己关系不大。青年妇女认为这很简单。老年妇女说：土盖到眉尖上了，还选什么呢?”对普选的态度显示出农民并没有意识到普选与自身民主权利的关联，民主意识十分淡薄。不仅农民对普选的意义认识不足，就是基层干部思想上也普遍存在着模糊的看法。有的认为“普选是普遍大换班”；有的“怕群众翻老底子挨整”；有的“怕选掉了，失体面”；也有的认为普选和复查后的民主建政一个样，选选代表，开开会，总是老一套。基层干部对普选的认知大多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没有意识到普选运动对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意义。总之，农村基层民众和乡村干部对普选的态度映射出他们对普选意义的模糊认识。 　　由此可知，在普选运动之前，农村社会各方面对普选的认知存在偏差，没有将普选与民主建设联系起来。农村基